几天前的9月15日，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在同仁医院内被患者王宝洺砍成重伤。行凶者曾在同仁医院治疗喉癌，当时徐文是其主治医生。略带巧合意味的是，同一天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表一项报告指出，当前医患冲突是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可能转化成社会风险的九大类纠纷之一。再往前推一个月，广东东莞长安医院也曾发生一起血案，曾于年初到该医院就诊的一名患者因病情未见好转，冲进医院持刀行凶，致两名医生一死一伤。
从医患关系走到刀刃相见，这无疑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医生身心受损，患者也绝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必须严厉地谴责暴力，谴责寄望于通过暴力解决矛盾的极端思维与方式，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然而，遗憾的是，发生了血案，某些要害问题至今仍然无法得到破解。“同仁血案”中，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信息，一方面是同仁医院刚刚公布的关于“行凶者”的一个相当正常的诊疗经过；另一方面是患者行凶前通过博客指责主治医生给他实施了“伪手术”，还伪造了手术记录，在术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对他进行“医疗欺诈”，声称“血债血偿”。在旁观者看来，双方陈辞之所以近于自说自话，就是因为缺乏一个中立而权威的仲裁者。而本案中，这个仲裁者原本是可以出席的，因为患者曾经试图寻求司法解决，只是在法院开庭之后，案件遭遇的是“无期限休庭”，三年等待无果之后，血案发生。
近年来医患纠纷事件不断，冲突形式日益极端化，以大的社会背景而论，这是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度大幅降低的缩影，而从行业特点考察，医患双方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包括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在内的纠纷调处机制不仅低效而且缺乏公信和权威，当是制约医患关系走向和谐的关键。
一起民事纠纷，三年审而未决，而据专家介绍，医疗官司久拖不决在司法实务中堪称普遍，细探其中缘由，可能是司法的不作为，也可能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效率低下拖累了司法，更让患者担心的是，一旦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出面组织鉴定的是卫生主管部门，负责鉴定者则多为医疗界人士，其中立性很难保证。此前还有媒体披露，个别医院在医患纠纷产生之后，利用技术上的不对称，补正、涂抹、篡改医疗记录，致使患者维权困难。
不断爆发的血案触目惊心，而尤其让人忧虑的是，血案可能加剧医患双方的情绪性对立，更难冷静、理性地思考矛盾的化解之道，而是南辕北辙，走向一条歧路，就像公众已经看到的，诸如派警察驻守医院也成了一些地方“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执业环境”的典型经验。
“同仁血案”之后，曾有法学界人士建议，应该彻底解决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规定，让医疗事故鉴定社会化。医疗事故鉴定不宜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导，这堪称一个共识，但医疗事故鉴定毕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如何社会化需要斟酌。也许一个值得讨论的思路是，各地不妨建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由财政供养的独立机构，集中一批医学、法学专家专职行使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这一设想与此前某些地方建立的各部门协作机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的鉴定人员仍然依附于其主管部门，没有摆脱原来的身份，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三方。
这样增编增人的设想似与精简机构的既定政策相悖，但考虑到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中所隐藏的社会风险，这一点代价应该值得付出。有了这样独立、权威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如果再有公正的司法仲裁，医患纠纷调处机制的公信力终将树立起来，选择理性表达诉求的人也必然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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