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是通过政府从医疗机构中购买卫生服务，提供给参保者的，也构成事实上的医患关系。所以，医疗活动概念的外延，已冲破了传统的医患关系，因此可以认定，医患关系是由医师、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服务购买者，即团体法人、患者、健康人群构成。
目前，学术界对医患的法律属性争议较大，主要有“契约关系说”，认为患者挂号即为要约，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履约。还有“行政福利说”、“消费权益说”等，其中尤以“消费权益说”争论最热烈，法律实践工作者及患者多持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作为“社会人”，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医疗机构。寻医问药是满足生理和心理发展需要而消费的商品或服务，是一种必须消费。病人一手交钱，一手接受药品和医疗服务，医疗活动有消费活动的典型特点，即具有经营者、消费者，又有“自愿平等，等价交换”的消费形式。《消法》保护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等最基本的权利，这与病人基本权利极其相似，更有学者认为，在医疗纠纷不断、医疗事故频发的今天，把医患关系纳入《消法》调解范围利大于弊。
不论哪种学说，都有以偏赅全之嫌，医患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合同关系，它不能体现合同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这是因为医患双方地位、信息不对称。
公法上对医疗契约的意思自治形成一定的限制，如患者挂号求诊，医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无法约定适当的诊断、治疗方法及结果。在服务质量、期限、地点、价款上无法确定，显然要约时医方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合约实施，医方的高度自由裁量权，使患者处于被动地位。
行政合同说带有明显计划体制运行印迹，从现实的医疗卫生实践看，国家卫生工作的性质是从全社会公共卫生角度出发，倡导卫生工作的公益性和福利性。国家实行对医疗机构的免税措施不一定是公益性体现，正如许多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收取费用，我们不能否定其作为行政机构一样，医疗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属于行政与企业之间，不能做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代表。实际上，市县级以上中心医院的人均收入在各地都比较靠前。
随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划分，国家鼓励多种形式办医，以及医疗服务领域对外资开放等措施的实行，必将对现有的医疗体制及运行模式造成冲击，国家在卫生领域的公益性和福利性将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服务。
对于《消法》是否适合医患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医疗活动具有其特殊性。它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医患关系并非商品买卖关系。医疗活动是双刃剑，在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同时会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注射、手术、病理检查，即使在给药这一最简单的环节，也存在是发生毒副反应的风险。
而消费行为应满足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消法》保护的是“平权法律关系型消者”，而不是医患关系“隶属性法律关系型消费者”。
在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将举证责任倒置用于医疗事故鉴定，其理由认为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这一理由在商品交换中司空见惯，但《消法》未规定举证倒置。可见，对患者权利的保护在法律上看更甚于消费者。
我国卫生服务的性质将会与国际接轨。医疗服务以健康为中心，以病人满意为出发点，也是服务行业的共性。看来，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适用于医患关系存在不少问题，但亦有其合理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