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医闹，今年3月份，我省出台了《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我市也于今年4月底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医疗纠纷。然而，三个多月来，撇开医调会调解、法律诉讼等正规途径进行维权，选择医闹等偏激手段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原因何在？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据了解，医调会成立之前，解决医疗纠纷一般是走三种途径：当事人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和法律诉讼，虽然途径不少，但每一种途径都有一定的弊病，因此通过这些途径真正解决的纠纷并不多。
为充分发挥化解医患纠纷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4月底，我市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随即柯城区也成立了区医调会，为医院和患者之间筑起了一座沟通的平台。从今年4月30日至7月，市医调会已经受理6例医疗纠纷，其中5起调解成功。
然而，医调会成立三个多月来，选择医闹等激进手段来维权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采访中，不少遭遇医闹事件的院方也备感头疼，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很多，发生纠纷时，医院也明确告知患者家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具体办法和程序，可有的患者家属却坚持以非正常手段来解决医疗纠纷。
前不久，我市某医院发生医闹，院方多次与患方沟通，告知他们可通过医调会解决，可患方表示，找医调会进行调解，结果未必能令他们满意，而调解不成功还是要走法律诉讼、医学鉴定等程序，花钱费时，因此不愿向医调会求助。
医闹猖獗与医患“私了”不无关系。在医闹的群体中，不乏一些职业医闹，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钱来。面对医闹，少数医方因顾忌社会影响而简单“给钱了事”。
据了解，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院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确有重大过错，为维护医院形象等原因不愿公权力介入，从而与患方达成赔偿协议。二是院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有一定过错，考虑到患者的不满以及公权力介入可能出现的后果，与患方和解达成赔偿协议。三是院方在实施医疗行为时没有过错，但由于患方采用“医闹”手段，为息事宁人，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与患方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
有业内人士指出，院方因顾忌社会影响而简单地“给钱了事”，无异于激励了患方对暴力方式的选择，这种激励促使患方期待更多的利益，进而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医方又再一步退让，于是，有人坚信：“告不如闹”。
针对患方和院方“私了”事件，业内人士建议，对于目前医患纠纷中特别是医闹情况下，相关主管部门应对“私了”的合法性予以否认，即否认“私了”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医患纠纷“从院内转向院外”。
面对医闹，医调会也有无奈。根据《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规定，患者家属必须先向医调会提交申请，医调会方可介入调解。如果患者家属不愿向医调会提交申请，医调会也束手无策。至于法律诉讼等手段，患者将面临维权途径程序繁琐、举证面临难题、承担不起诉讼费用等困难。权衡之下，一些患者宁可选择医闹这条捷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医闹事件，相关部门要主动前往医院，制止医闹等影响医院正常秩序的活动。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医患双方必须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就像出现了交通事故，只要拨打120电话，急救车赶往现场主动进行抢救，警察赶到现场主动进行调查。而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旦出现医闹，只有患方与院方直接面对面，而作为处理、调解纠纷的第三方相关部门却处于被动地位，等着患者上门申请求助，即使第三方部门想主动上门调解，也缺乏主动出击的法律规范依据。(记者徐晓波)
“医闹”问题一直难解决，现在有了医调会，也没有能够有效杜绝“医闹”，原因何在？
笔者以为，首先源头是如何实现医患和谐的问题。作为治病救人的医方，水平有高低，即使华佗在世，也难保不在任何细节上出问题，相信这一点患方都能理解。所以，在很多时候，患方的“闹”，并不是针对医方的技术水平之高低，而是对其服务与责任心不够表示的不满。
其次，在医方做到服务与责任心都好的前提下，一旦“医闹”发生，医方即可理直气壮地要求执法部门介入处理，而不应该放纵“医闹”嚣张气焰的漫延。
与此同时，我们的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做好的主动防止“医闹”的工作还有很多，不是成立一个医调会就万事大吉了。医调会虽然成立了，如何让老百姓了解和信任它？如何让老百姓选择医调而非“医闹”？如何在“医闹”发生时有效制止？这些都是职能管理部门应该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认真去做的事。(微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