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医患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检验社会状态良善与否的一个尺度。医患关系具有构成因素高度繁复的特征，决定了社会处理医患关系的难度要远远超越处理劳资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亲属关系的难度。无疑问的是，医患关系的高度紧张折射的是人与资源、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紧张。让医患关系充盈平衡、公平、友善的确是社会难题。
在美国历史上，1840年前后，是医患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当时，美国城市大量兴起，而外来移民的数量持续上升。原来的乡村医生体制开始转换为城市医生体制，行医环境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医患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塑时期。正是源于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源于医疗资源在社会的重新配置，导致医患关系的错乱和高度紧张。
在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研究时，医学史专家得到一个违反规律的观点，通常，如果医患关系紧张，那么，作为紧张关系的一方---医生，应该是受到社会批评较多的一方，但是，他们得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即使在医患关系最紧张的这个时期，医生仍然是美国社会最受尊敬的一个群体。对此，他们的解释是，虽然当时医生的社会尊敬程度有所下降，但是，美国社会长久存在的、来源于英国社会和殖民地时期的对医生职业荣誉的传统认同起到了阻止医生尊敬程度下降的功能，也多多少少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
由此，医学史专家得到了又一个结论，一个社会的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可能受到当时社会延续下来的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知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对医疗活动的通常见解、对医生职责的理解、社会处理医患关系惯例等等约定俗成，作为社会的潜意识和潜规则可以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
第一，医疗的风险普遍认知。医生是高风险职业，诊治的过程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连续性过程。人命关天。医生所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风险程度极高。因此，除了一些紧急情况下医生会冒险决断，在其他时间，医生不会一次诊断到位。美国医学教科书告诉学生，医生第一次诊断正确率不到20%。在美国看病，医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是“可能”。美国医生从来不敢吹嘘自己包治百病，也正是在这种谨慎的氛围中，美国普通人才没有生成医生无所不能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对医生出错的社会宽容度也因此提升。
第二，黑名单制度。医生不可能不出错，而且，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据称，美国一年医疗事故死亡人数在9万多人。不过，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惯例，如果不是因为医生的道德原因或者疏忽大意，那么，一般人不会追究，毕竟，医生是人，他也可能出现诊断的失误或技术操作的失误。不过，这些诊断和技术操作的失误会记录在医院的黑名单中，对一个医生的职业荣誉影响几乎伴随医生一生。尽管美国医学界处理医生的医疗事故一般都是内部处理，不会张扬，但是，如果患者本人或家属决意调查，那么，医院所成立的调查团，除了本院的医生处，第三方人员也要参与其中，比如，律师、媒体人员和公益组织人员都要参与。
第三，媒体不轻易炒作医疗事故。美国是一个媒体自由发声的社会，对公共事件的干预程度相当高。不过，美国大小媒体都流行着一个惯例，即不轻易炒作医疗事故。以媒体操作的谨慎尺度而言，娱乐事件和政治事件的谨慎程度最低，而报道医疗事故和黑人问题的谨慎程度是最高的。报道黑人问题的谨慎是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指斥为种族歧视，而轻易炒作医疗事故，是因为背离医生职业是高风险职业的社会普遍认知。
第四，绝对不能医闹。美国到底有没有医闹？有，但是，数量极少。在美国社会，大闹医院得到的不会是好结果。媒体只会批评患者一方，丝毫不会表达任何同情。而警察根本不管闹的理由，他们会不由分说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所坚信的只有一个信条，医闹可能会闹出人命来，危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他们不采取行动就是失职。在未来可能的诉讼中，法官甚至可能会因为你曾经医闹过，而把你放置在不尊重法律的一群。这样，你的诉讼是最不利的。
相对来说，美国处理医患关系的难点不在于医疗技术和诊断水平，而在于医生是否违反职业道德，在于医疗保险的欺诈上，而中国当下医患关系还纠结于医生的医疗水平或医疗事故上。显然，中国普通民众对医疗风险性承受力较低等社会固有的潜意识和潜规则强化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