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损害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的，除医务人员提供相反证据外，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9条规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医疗责任“举证倒置”。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删除了该项规定，在医务人员和患者中引起不同反响。
“刚出道的医生经验不足，需要通过临床实践来积累，但‘举证倒置’让我们很有顾虑。删除这项规定，对年轻医生多实践会很有好处。”这是省中医院“80后”医生陈诚的心里话。
“删除‘举证倒置’，真是大快人心！”南京一位知名内科专家的反应让记者颇感意外。这位专家解释说，“举证倒置”使得医生跟病人打交道时，处处小心提防，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成为被告。为了免当被告，医生普遍很注重职业防范，手段不外乎“大手大脚”做检查治疗，能用的手段尽量用上。这样，将来万一出个问题，医生也好推托。所以，“实行‘举证倒置’的结果，病人不仅多花了钱还多吃了射线，医院的创收则因此增加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原大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吴文溪教授也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举证倒置”引发的医疗防范至少有两方面：其一是保护性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如做个B超就能解决问题的给你做个CT，这样可靠性更强；用一种抗生素能解决问题的，给你用两三种，这样更保险。其二是医生不愿做有风险的手术。有些高难度手术，医生需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可是“举证倒置”却阻碍了这种精神，为了自身安全，医生往往是“知道山有虎，不向虎山行”，这对病人当然没有好处。“如果不搞‘你主张，我举证’，相信这两种情况都会有所好转。”吴教授表示。
与医生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患方对“举证倒置”删除多表示忧虑。
“根据直观感受，我认为‘举证倒置’应该保留。”在一家省级媒体工作的任先生表明自己观点。因母亲生重病，最近一年多来，任先生跟医院打交道比较多，对患者的弱势地位感触也比较深。任先生说，在住院治疗过程中，患者家人对医疗流程、治疗方案、用药理由，往往不明就里，很想知道，而询问医生护士，有的会解释，有的就像没听见。“医疗活动很专业，一旦发生争议，外行的患者很难举证。特别是手术中医生如有不恰当的地方，患方又没有人在场，更难举证。因此，作为医生，应该有责任证明自己的操作流程合乎规范。”
40多岁的张先生因脑血管疾病，这大半年来没少跟医院打交道。虽然治疗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可是张先生对“举证倒置”删除仍持保留态度：“你想啊，发生医疗纠葛后，医院提供的证据不一定准确，而医疗事故鉴定又可能存在‘猫腻’，技术上的事患者又看不懂，到哪儿去找证据？农村患者就更没门了。所以，患者要医院拿出证据，是正常诉求。”
事实上，即便是医务界对“举证倒置”删除也不止一种态度。省医学会一位人士说，“医院不喜欢‘举证倒置’很正常，但老百姓希望‘举证倒置’也是可以理解的。”南医大一位正在医院实习的大五学生认为，“举证倒置”删除确实对病人不太有利，“由于医生学医的时候就很辛苦，工作后也很辛苦，所以工作中有点瑕疵，本能地会相互体谅、相互保护。所以，患者要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的确是很难的。”
“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倒置’,其实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江苏建康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金宝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个想法。
胡晓翔从法理的角度解析说，医疗责任“举证倒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少专家在解说此条款时，总是极富鼓动性地告诉公众：患方告医院，只需证明自己有受损害的事实及在被告处就诊就无需再举证了。其实，这是一种误导。临床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确有因果关系但医方并无过错”的情况客观存在，比如，特异体质的病人在按常规进行青霉素皮试后即死亡。这种意外很难防范，医方只要操作、抢救规范，就应免责。事实上，不少法院在审理医疗诉讼案件时已考虑到这一点，依据实情而不仅仅是依据《若干规定》作出判决。
主打医疗官司的王金宝律师，先后已代理了400多起医疗官司。王律师指出，绝大部分患者乃至相当一部分律师，都对“举证倒置”不甚了解，普遍以为患者在举证上可以“不作为”，一旦打官司很容易败诉。相关调查显示，“举证倒置”实施后，患方败诉率反而大幅度上升。究其原因，首先是患方对“举证倒置”过度依赖，没有认真收集证据；其次，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法院判决中举足轻重，几乎是“准判决书”。“所以，从实际效果看，删除‘举证倒置’对患者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他表示。
王律师认为，无论最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是否会颠覆医疗诉讼“举证倒置”，患者都应该高度重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好请懂行的律师代理打官司，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合法权益。而对医生来说，删除“举证倒置”，减轻了精神上的压力，但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绝不能因此“打折”，否则出了事故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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