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举证倒置的规定欠周到，具有它的不合理性。其实有很多病不需要做检查，通过医生的经验完全能够判断的，但是举证倒置却让医生不敢凭经验诊断。
比如小孩子经常出现的咳嗽，严重的会引发肺炎，有经验的医生只要听一下就能判断出来是否感染了肺炎，但是“举证倒置”后，医生却不敢轻易靠听来定夺，只有拍了片子才敢说孩子有没有肺炎，否则的话即使孩子有肺炎，遇到不讲理的家长，治好了还会怪医生乱用药。
而且，只有客观可记录的才能作为证据，但是门诊病历这一证据却都是掌握在病人手里的，“举证倒置”就有不公平性。所以我认为，“举证倒置”的规定应该取消。
“举证倒置”促使医生在医疗文书书写和检查等各方面做得更加完善，医生脑子里经常绷紧了一根弦：要注意规范化治疗，同时也为自己的行医过程留证据，对于可做可不做的就要先做。但是，这也会产生一些矛盾，病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做，医生是乱检查。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很顺利的病人来说，医生全面的检查确实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但是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并发症，这些检查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今天收治了一位因外伤引起阴囊肿胀的自费病人，对于这样的病人，病情发展很难预料，如果不好的话需要手术切除，而做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所以病人收入院后我们就给他做了胸透、心电图等检查，对此病人有点不理解，认为自己年纪轻轻的没有这些病，根本没必要做这么多检查，我们只好耐心地解释，其实这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作为医生，在寻求自我保护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检查单通用等手段尽量减少病人的负担。
“举证倒置”是把双刃剑，对于医生来说，不“举证”在关键时刻很难拿出证据为自己证明，比如对于怀疑宫外孕患者，医生除了会让病人查血、做B超外，还要写上有情况随诊。目前医生已经习惯了在“举证倒置”压力下工作，但是这的确加重了病人的负担。我认为，只有医患之间相互很理解、很信任时，“举证倒置”才能消失。如果患者太较真的话，医生就很难当，为了保护自己，本来可以抢救的也不抢救了，最终受害的还是病人。
医生在“举证倒置”的压力下，为了保护自己让患者多花冤枉钱不应该。前不久我因为流产在外地住院，出院时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回到南京后却有出血现象，为此到医院看病，想不到，医生对于仅隔了三四天的外地检查结果看都不看就开出了一堆检查，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个医生竟然让我去验小便，做小B超，确认是不是还处于怀孕状态。当时我一再提醒医生，我提供的检查单子中有外院做的B超，可是她就是不看。这种医生根本就不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举证倒置”只是让他们有了乱开检查的合理借口。
医生可以因为“举证倒置”给病人多开点检查，但是要分情况。我认为，通常门诊病人中常见的感冒、发烧等小毛病，还有那些医生能很确切地判断出来的病，根本没有“举证倒置”的必要，这样做只会加重病人的负担，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来就收入不高的患者，就更不敢去医院看病了。不过，对于那些需要动手术的大病，医生多做一点检查患者一般还是能理解的，毕竟手术中很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并发症，要是医生不为自己“买保险”，遇到问题就不好说了。
医生是为了自我保护才让病人多做检查的，由此产生的费用就不该由病人来承担。作为医生，不要说他对病情能了如指掌，最起码还是要有较充分的认识，所以只要不是捉摸不定的，医生就不该为了“举证倒置”而多开检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医生就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古代医生看病都是通过“望、闻、问、切”，只要搭搭脉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中医已经没有这个本事了，找中医看病照样B超、心电图等检查一样不能少，“举证倒置”让他们更加不敢仅凭老祖宗留下来的本事确定病情。沉重的负担只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
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是导致“举证倒置”诞生的重要因素。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却发现，“举证倒置”让医生把所有患者都假设成为会告状的，这成了医生的本能保护。作为医生来说，为了应对“举证倒置”，必须尽量全面地给病人做检查，这是乱检查。比如阑尾炎手术，通常是个小手术，几千元就能解决，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后，心脑血管问题就会出现，在“举证倒置”下，现在医生给老人开阑尾炎都要常规做CT、核磁共振，万一手术中出现意外，否则证据不足，医生就要吃亏。但由此导致的病人负担加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举证倒置”把医患双方推到了对立面，不利于和谐的医患关系。所以我认为，应该取消“举证倒置”，恢复从前双方举证的规定，让法律关系平等下来。
———王水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另外，从深层次来说，只有医患双方建立了诚信才能消除“举证倒置”。作为医生，我很能体谅医生遇到急诊病人时，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的心情，因为稍有不甚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问题，所以有的医生为了自我保护，情愿选择风险小的手术，给病人选择药品和医用耗材时，往往会挑选价格高的进口产品，因为这样风险小。不过这却对病人不是很有利，既然病人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了医生，医生就该为他负责，医生不能看任何病都把病人当成原告。
“举证倒置”后多做检查确实对解决医患纠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血站工作者，我也能体会到“举证倒置”后医生多做检查的重要，如果出现受血者输血后感染艾滋病、丙肝等，事先医生没有为病人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就说不清是否输的血有问题，但反之就很清楚。另外，由于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让不掌握信息的患者举证也不合理。要想取消“举证倒置”，只有医患双方能互相体谅、各自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建立诚信才能解决问题。
胡晓翔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副处长、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
“举证倒置”刚实施的那两年，关于医患纠纷的诉讼急剧上升，但是胜诉率却很低，目前虽然诉讼率没有上升，不过还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实还是“举证倒置”实施前的规定更加合适，以往的规定要求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主要看某一过程中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因为医疗侵权诉讼中，不论是否“举证倒置”，都不可能有哪一方免除“行为责任”。
在“举证倒置”的要求下，医生多做检查肯定比少做检查风险要小得多，多做检查为医生编织了一张防护网，这虽然会加重患者看病的负担，但是要想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不是光靠取消“举证倒置”能解决的，实际上要解决的是谁为看病费用买单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让全民的医疗保障能跟上。
晨报“聚焦江苏省两会特别报道”今起推出“两会话题”栏目———每天一个民生话题，各方观点自由陈述，代表委员、主管部门参与探讨，大家坐上圆桌讲讲自己的心里话。今天的话题是医疗“举证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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