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报“聚焦健康生活”栏目开辟以来，陆续刊登了健康查体、过度医疗等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广大读者纷纷来电、来信，发表自己对过度医疗的观点和看法，讲述亲身经历和感受。现将有关来电、来信梳理成章，以飨读者。
成武县汶上集镇周乐先来信反映：别看病不大，头疼就让人花了小五千块，真叫人“头疼”。
去年上半年，周乐先突然得了头疼病，看了几家诊所，吃药、打针、挂吊瓶总不见效，8 月份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去了邻县定陶一家大医院。医生简单询问后，便让他去作脑CT检查。两个小时后，结论是“一切正常”。
“正常为什么头疼？”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医生答复说：“目前，病毒性脑炎很流行，估计是这种病。你要做个腰穿刺、查一查血，作个全面检查。”
“要这样，就必须由门诊转入病房。可我没想住院，来时也没作相应的准备，结果进病房的第一步便遇到困难。”住院处让周乐先先交 2000 元押金，可他们只带了1000块钱，再加上挂号、做CT 已经花了200 多元了。“多亏陪同的实习医生帮着给讲情，让我先交了500元才办了住院手续。”
“住院区里床位真紧张啊！除了病房里挤得满满的，外面楼道里也安了不少床位。”周乐先说起自己的这段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值班医生叫实习生们抬来一张床放在厕所对过，这就算是我的床位了。安置妥当，医生给我检查一通后，一声‘用药’，护士就来给我打上了吊瓶。也不知用的都是些啥药，咱也不敢多问。第二天作腰穿检查，我是受了罪，花了钱，可检查未果。以后的3 天，依旧是用药，检查，但依旧没查出病因。就这样，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花费近5000元。至于是什么病引发的头疼，医院里谁也没给说清楚。”
出院后，周乐先依旧头疼不止，只得去找了位老中医给看看。老中医诊断的结果是：脑神经疼。便对症给周乐先开了几服中药，周乐先遵其嘱吃了中药后，果然病情大见好转。
荣成市崂山卫生院的王建华来信反映：自己曾就“您考虑过让患者花最少的钱解决疾病问题吗？”“您如何看待过度医疗问题？”向身边熟悉的一些医生作了访问，大部分的回答是“考虑过，但不好解决。”
一位医生举例说：如果我每月看 100个病人，每位病人平均花费100元的话，那我的同事却让每位病人花500元，他一个月只需看 20个病人。到月底考核发绩效工资时，我只能感到又累又饿又不知所措。医院要生存发展，必须追求经济利益，像我这样的职工就不算是好职工，领导不满意，辅助科室没有我开的检查费，他们就会少拿奖金，对我也是一肚子牢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仅造成医疗卫生领域、医患关系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也使医疗机构、医生行为发生扭曲，从而背离了医学科学救死扶伤的本义，滑向了逐利忘义的深渊。
王建华在来信中写道：只有割断医生、医院与患者间的经济利益纠葛，把医疗机构建成规范有序的一方净土，才能使诊疗行为回归理性、科学，才能使国家对卫生事业的千亿元投入得到合理使用。
“我是《大众日报》的忠实读者，天天都看。近期，贵报‘读者’版连载刊登‘聚焦健康生活’话题，看后深有感触。在此，我向贵报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沂水县读者王军安给本报写来的信件。
他在来信中指出，当下医疗界和患者的确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医院因利益，特别是在一些医德欠佳的医生手里，大搞特搞过度医疗。治好了，皆大欢喜，医方治疗有方、功不可没，患者康复，直赞医术高明。没治好，或说病情恶化，医院也是理直气壮；要么因个体差异，效果术后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要么就是已经扩散，来治晚了……找种种理由为借口，掩盖过度医疗给患者造成的危害。患者及其家属在医生面前永远都是弱者，也只好自认倒霉：谁让咱救人心切呢。人家医生不也说了吗，效果不一定有把握，只能“治一步看一步”。
可就是这“治一步看一步”，让多少人债台高筑。现在国家实行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群众看病难现象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另一方面，医院也因此大张旗鼓地开大药方、做大手术、住长假院……反正钱是国家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过度医疗。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自古有孝亲尊师的优良传统。对待生病的亲人，自然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病人救好，那怕借钱卖房。王军安认为，“贵报近期刊登的癌症病人就是例子，明知即使做了手术，接受放疗化疗，也维持不了多少时间，而且还让亲人遭受痛苦。但基于不想受到别人的冷眼和埋怨，仍然拼命大把大把地花钱，即使徒劳无功，也只求得个心安理得。”
由于医患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到了互不信任，最终对簿公堂的地步。不可不谓医疗之痛。
王军安在信中最后写道：“贵报对当今医疗界的弊端针砭，特别是对过度医疗，可谓一针见血，直戳痛处，令人畅快淋漓，给医疗机构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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