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崔某认定市医院医生的失职行为导致其在短期内进行了两次手术，并延误了化疗时机，造成二次手术的后果，市医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起初，医患双方准备自行协商，但是两方对于崔某误工费的计算始终达不成统一意见，崔某坚称自己月入2~3万，但医方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双方争论不下之时，医院建议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来调处，但崔某认为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也不外乎是“一家子”，对于它的调解崔某并不认可。无奈之下，崔某只好准备诉诸法律，但由于法院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额的经费，崔某犹豫再三也未能下定决心。几经波折案件始终悬而未决。终于，在市医院建议下，由当地第三方调解中心负责调解此次纠纷案件。由于第三方的独立和专业性，医患双方对其颇为信任，两个多月后，崔某和医院终于达成了协议。
第三方调解未出现之前，医疗纠纷的调解总在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法院诉讼三条途径中徘徊。然而，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互不信任，医患协商往往越调越乱，而卫生行政部门因为碍于与医院的“父子”关系，其调解更是广受争议和怀疑，诉讼途径则由于费时耗财而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而第三方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调解难”的问题，它所具有的公平、专业、公益等特点也完善了上述途径的种种不足。
诚然，第三方调解机制在问世之初，由于拥有以往途径所没有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立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近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1年1~10月，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共调处医疗纠纷14 976起，调处成功率81.6%，调解满意度在95%以上。
“最快3.5小时解决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调处受案4314 例，其中调解3924例，调解率90%；结案3770例，结案率87％；调解成功3542例，占82.1 %，不服调解协议赔偿案转诉讼的占0.07%共3例，其中一例法院判决结果与调处结果相同，每案平均调处时间49天。”抽取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2005~2008三年间医疗纠纷调解资料可以发现，第三方在解决医疗纠纷、帮助医生摆脱纠纷阴影上确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但是，就当全国各地开始推广第三方机制的时候，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起。各地第三方为保公平专业，纷纷推出改革措施，但怀疑之音却始终存在。
为此，有些第三方机构为保独立公正，不接受任何部门的经费支援，以至于机构运营举步维艰；而有些第三方为了保证调解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努力招募医学、法学、经济学等专家来组建调解团队，却又招来人们“偏专、偏医”之说……人们对于“公平公正”的要求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这是否暗示着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信任缺失，到底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公信力该如何才能平衡？
北京最初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与医责险的承保公司共同合作，第三方的调解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所需经费全由保险公司从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按月支付。尽管第三方调解免费又有效，但与保险公司合作，许多患者总怀疑第三方会因为其调解的数额作为赔偿的依据，从而偏袒医院。“第三方调解的费用由保险公司的保费中支取，第三方会不会有偏袒医院的倾向，从而为保险公司省钱呢？”北京医院医患办公室主任魏亮瑜讲出了这一疑惑。
在饱受怀疑之后，由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高级人民法院等6部门于5月31日联合成立了“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以前不同的是，该委员会不与任何保险公司合作，在解除了部分人的后顾之忧的同时，委员会却只受理索赔金额1万元以上的纠纷案件，低于1万元以下的则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这到底使人欢喜还是使人忧，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鉴于保险公司和调解中心合作有欠公正的考虑，山西的第三方调解完全属于一种援助机制。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调解成功率和满意率虽然一直较高，但经费方面却有很大的难处。该调解委员会负责人韩学军曾表示，“委员会对于前来要求调解的患者，除了需要他们缴纳50元的资料费用外，没有其他收费，这样虽然保证了第三方的公益性，却也因此失去了经费支持。办公经费短缺成了第三方运营中的最大难题，就连办公用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都需要另行筹措。”
无独有偶，于2003年底成立的江苏南京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也因为经费的原因，以往医疗纠纷调解方面的业务基本上已处于停顿状态。
由于医疗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各第三方调解机构都致力于拥有一支涵盖医学、法学、经济学等相关专业的人才队伍，以期保证调解的专业性。但是大部分患者对此并不买账，原因是调解委员会中的人员太过专业可能会有“偏医”之嫌。公众中甚至有声音要求淡化调解队伍的专业性，最好使非专业和专业人员中各占一半。
“调解队伍中加入医学人才，患方便叫嚷不公平，那么加入了非专业的普通老百姓，这些调解人员会不会也被怀疑偏袒患方，而被称之不公平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孙鲁英表示，“如此，第三方的公正与否不就成为了一场争夺调解名额的游戏了吗？”
北京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主任张云林对此表示，“一方面，人们看到了第三方相比于过去途径的优势——独立、公平，缺乏信任的人们自然抛弃以前的途径，转而投向第三方；另一方面，站在第三方的公平秤上，人们又感觉这杆秤始终不平衡，似乎总偏向对方。其实，第三方是否有偏颇并未可知，但是人们心中的那杆信任之秤却偏斜得厉害。”
古人有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形容人人互信、忻乐太平之况。然而，现在钱财未失、门户紧锁，我们尚且担心会有人来盗我钱财，如果开着门户、失了钱财，我们岂不似热锅上的蚂蚁？“因此，在催促第三方机制继续完善公平公正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将目光放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铸上，这样才不至于紧闭门户仍觉惶惶不可终日。”青海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公保才旦补充到。
在德国，98%的医疗纠纷案件都是由第三方调解机构来调解的，而医师公会是进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主要力量，但是医师公会从未被称有偏袒之嫌。从1978年起，德国每个州的医师公会陆续成立了医疗仲裁、鉴定和调解委员会，由它来客观判断医生和患者之间关于医疗损害是否属于医师责任的争议，以期达到法庭外和解的目的。这种委员会通常由2名医师公会代表组成，一位是涉及医学的临床医学专家，另一是法学专家，包括律师、法律顾问、法学专家等。委员会给出民事责任以及和解的建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给予赔付，和解失败则进行民事诉讼。
Gl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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