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先生与父亲起诉要求A院支付赔偿款43万余元，包括丧葬费14000余元、死亡赔偿金32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6000余元，并请求追究医生的医疗事故刑事责任。
钟先生在起诉中强调案件案由是人身损害赔偿，应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处理，而不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因该司法解释确定的赔偿项目中有死亡赔偿金，而条例没有，使得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反而赔偿更少，如适用该条例，将导致裁判结果显失公平。
A院辩称，两次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不一，存在争议，应由法院依法裁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钟先生起诉案由为人身损害赔偿，而有关医疗方面的案由只有医疗服务合同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两种，其案由无法律依据。此外，A院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实际上就是死亡赔偿金。
今年7月，禅城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虽然两次鉴定结论相反，但应以最后的鉴定为据，广东省医学会鉴定结论证明效力大于佛山市医学会。钟先生要求将案由定为人身损害赔偿，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而法院判决认定案由为后者，并认为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其中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属该条例规定赔偿内容。
“但是，本院需要特别指出，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原告可获得的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排斥原告除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外还可获得其他赔偿，”法院判决书中用这一独立段落，展开了对案件争议焦点即死亡赔偿金的辨析。
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不等同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国家立法上已有定论，其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而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以居民生活费为标准进行计算，而死亡赔偿金是以居民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两者截然不同。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也要求法院参照该条例判案，判决支持死亡赔偿金是否与条例产生冲突?禅城区法院判决认为，最高法院要求“参照”条例判案，而非“按照”或“依照”，其宗旨即包涵了法院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有适度自由裁量的余地。
判决还认为，最高法院该通知实施于2003年1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于2004年5月且明确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因此，死者家属提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请求时，应按照后一司法解释办理而予以支持。
禅城区法院据此综合考虑，判决A院赔偿丧葬费1.1万余元、死亡赔偿金25.6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4000余元，合计342042元。
A院不服一审判决，向佛山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上周五二审开庭，法院尚未做出终审判决。医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而确定本案案由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但在适用赔偿项目时，却同时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赔偿标注，与立法精神相悖。
对于一审判决中“参照”的说法，医院认为，一审法院从字面上理解通知，忽略了原意而断章取义。事实上，“参照”进一步认可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特殊的民事纠纷，需要由特殊法律来进行调整，国务院制定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根据相关司法原则，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法院裁判必须适用行政法规。
医院坚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死亡赔偿金。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在精神损害抚慰金中，一审法院重复计算赔偿金，加重了医院负担，于法无据。
A院代理律师接受采访时自称做过十年医生，他认为法院此判决没有考虑到我国医疗行业发展现状，且超越现行法律规定。国内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医院职工工资都发不下来，这种判决会加重负担，而佛山的医院虽然有钱，法院也不能因此下判，它将会造成各地法院判决的矛盾冲突。
本院需要特别指出，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原告可获得的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排斥原告除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外还可获得其他赔偿。
死亡赔偿金不等同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国家立法上已有定论，其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而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以居民生活费为标准进行计算，而死亡赔偿金是以居民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两者截然不同。
近年来，医患纠纷增长迅猛，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缺少死亡赔偿金不无关系。2006年，浙江省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朱祖飞曾向全国人大发出《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请求书》，认为该条例与《宪法》和《民法通则》相抵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朱祖飞将该条例斥为“恶法”，理由之一就是缺少死亡赔偿金，导致受害方无力得到足够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