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笔者家庭中双方父母面临的问题，均涉及异地就医情况下的医疗保障问题。造成当前参保人异地就医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过低，统筹单元过多。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由市级或者县级统筹管理，参保人员在其就业所在地属地参保。全国有市县级统筹地区约2700个，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与管理办法千差万别，不仅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住院服务标准不同，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个人负担比例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整体上体现出区域封闭管理、制度分割的特点。
当前，在各市县统筹基金“碎片化”分而治之的情况下，地方利益冲突的存在使得各地医疗机构为了不让本地医疗费外流，不到万不得已不给参保人开具转诊证明去异地医院救治。即使开具了转诊证明得以到异地就医，参保人在异地就医过程中发生的医疗费用也不能由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结算，而只能先由参保人全额垫付再报销，导致异地就医过程中普遍存在医疗费用垫付金额大、报销周期长、手续繁琐等问题，大大增加了参保人的负担。甚至存在部分重症患者，因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垫付医疗费用而贻误宝贵的救治机会。
要从根本上解决参保人在异地就医结算中的困难，必须以建立全国医疗统筹机制为目标，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统筹层次，但这必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在尚未基本实现全国医疗统筹机制的较长期间内，必须要区分异地就医需求的不同类型，实行分类管理。当前，参保人发生异地就医有三种基本情况：一是参保人因病情确需转诊、转院的异地就医；二是长期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以及退休后随子女居住人员在异地患病就医；三是参保人因公出差或探亲期间在异地患病就医。笔者双方父母面临的异地就医需求就分属前两种情况。
对于参保人因病情确需转诊、转院在异地就医的情况，不应基于地方“本位主义”在参保人转诊方面设置过于严格的规定，而应以保障参保人基本生命生存需要为首要目标设置转诊条件，给参保人更大的就医选择权。
而对于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以及退休后随子女居住人员，要从根本上解决其异地就医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将其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至居住地。但由于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较高，各统筹地区往往不愿意接收外地转入的退休人员。因而需要国家出台专门政策，明确这部分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关系的异地转移接续规范和标准，确定适当的转移比例，规定转移条件，并明确统筹基金随同关系转移，要求各统筹地区都必须遵照执行。在具体操作中，当各统筹地区之间交换的人群规模达到一定数量时，按照大数法则，转出和转入人群的医疗需求将变得可预测，可对计算预测的等量医疗需求在各医保统筹基金之间进行交换，对于计算预测的医疗需求缺口，可按缺口金额进行基金间的划拨结算。
新的一年总是让人可以有更多新的期盼和希冀，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异地就医医保管理体制改革可得以持续稳步推进，以着力解决关乎参保人直接、现实利益的“异地看病难”问题。相信，这也是千万个家庭共同的期盼。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国家有关惠及个人基本保障政策的出台，“全民医保”时代已不再遥远；同时，由于异地就医的日益普遍，异地就医结算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更加凸显。笔者结合自己家庭中的实际案例对该问题进行了阐述，就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