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使胡卫民这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无法在医院生存下去。这究竟是两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冲突呢？为什么它们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呢？
身为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胡卫民，深知百姓的疾苦，在自己的行医准则中始终遵循着以低廉的药品获取最佳的疗效，用科学的方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与他所在的医院推行的经济管理方案背道而驰。一个要为患者节省每一分钱，一个两只眼紧盯着患者的口袋；一个期盼着人人健康，不生病、少生病，一个恨不得所有的人疾病缠身，终日离不开医院。
两种价值观的根本冲突在于它们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为民，一个是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卫民医生向医院提出辞职后，着急和担忧的是广大的老百姓，高兴和痛快的是医院的领导和既得利益的受益者。在医院里，胡卫民的为民行为倍受院方责难，这就难怪人们在2005年2月22日央视新闻调查中看到的那一幕：医院各部门领导众口一词的诋毁胡卫民医生和躲藏了多日的杨志毅院长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那种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派头。胡卫民的确触及到了他们的软肋。他们越是恶意诋毁诽谤胡卫民医生，就越说明这个集团利益的黑幕越黑，根底越深。
我是一位从事医学教育近20年的老师，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我经常接到一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学生给我寄来的信件。他们热情洋溢的向我通报自己的工作成绩。记得有一位担任乡卫生院院长的学生给我这样写道：自从我当上了院领导，仅两年的时间内，我就使这个小小的乡卫生院创收达到了六十万，职工的人均工资提高了近两倍，有的科室甚至拿得更多……
看到这些“成绩”，我心里沉甸甸的。医院的创收增加，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作为基层卫生单位一院之长，你没有使该地区居民得到应有的预防保健，致使他们的健康水平下降；是你加重了该地区居民的医疗负担。
这样的创收只可能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那就是靠患者吃饭的医生。如果医院的医生每天不是想着尽可能的预防和治愈疾病，而是盼着病房住满，钱袋子饱满，那就太可怕了。
每学期给医学生们上第一堂课，我都会着重向学生们诠释我国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的一句话“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更加明确提出了“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的预防为主的思想。在孙思邈的行医准则中，只会开方子看病的医生充其量是个下等的医生，中等的医生能在疾病的初始阶段将病情控制，上等的医生则能使百姓预防疾病，保持健康。
预防为主的思想，早在建国初期就写进了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中。上个世纪末，我国根据新时期新形势，重新修订了卫生工作方针。然而，新旧卫生工作方针中，始终不变的是“预防为主”的思想。
在我国，尤其在农村，医疗资源相对贫乏，缺医少药问题依旧严重。老百姓不但看病难，而且看不起病。近十几年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群有增无减。“大病一场，小康泡汤”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口已经占到贫困人口的约50％。
2002年10月，国务院决定逐步建立起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其目的在于让广大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权利。但这只是病后的一个权宜之策，医疗卫生工作者更应该让老百姓积极地参与到疾病的预防中来，教会他们如何自我保健，如何预防疾病，如何进行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胡卫民正是以一个智者的眼光，按照我国社区卫生工作的正确思路艰难的实践着。
胡卫民医生的遭遇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国医疗行业存在的黑色收入相对严重、相当普遍也相当根深蒂固。要彻底扭转目前医疗行业不正之风，单靠胡卫民医生的奔走疾呼，单靠新闻媒体的抨击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必须改革当前的医疗体制，扭转以经济效益看领导成绩的错误标准。我们不能过多的责备医生职业道德的沦丧，因为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你不可能洁身自好，不可能真正的救死扶伤。很多医生是在迷茫与抗争中渐渐随波逐流，由当初的煎熬良知到最后的放弃良知。这不仅仅是一个胡卫民医生的悲哀，也是中国医生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我认为无论医疗体制如何改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而评判医生的好坏，要看他为人民服务是否做到了位。
医生本来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为什么在中国，却成了“嫌贫爱富”、“趁火打劫”、“道德沦丧”的代名词？成了人人离不开，又人人切齿痛恨的“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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