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包生男孩才五六十万元，现在都涨到百万元以上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下，代孕费用水涨船高。钟婷之前所在的代孕中介公司有多套餐任选：一是普通代孕，收费约30万元，不保证成功与否；二是小包套餐，收费约50万元，两年里保证客户抱个孩子回家，性别不管；三是大包套餐，包生男孩，收费在100万元以上。
记者采访多名业内人士获悉，目前全国有四五百家或大或小的代孕公司，其中广州就有四五十家，客户一般从网上或者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代孕公司。
而绕过中介自己找代孕妈妈的客户群体同样量庞大。以“代孕”为关键字上网搜索，可以搜到180多个大大小小的QQ交流群，而且基本满群。据记者粗略统计，约有3万名QQ用户在网上交流或寻找代孕合作者。
平时，钟婷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因为“大家无法理解。”做了5年代孕中介猎头的她最终决定“金盆洗手”，是因为自己怀上了孩子，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现在不能做了，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
她透露，帮助客户成功代孕一个孩子，中介给出的平均价位在50万—60万元左右。其中代孕妈妈可以拿到10万—15万元，除去中介必要的生活开支和打点费用，以及支付医院的费用，中介可有二三十万元的利润空间。
尽管代孕中介面临着伦理和政策的重压，一切操作都处于地下状态。但在他们看来，这个行业并不违法，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卫生部两个行政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但两部法规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无法规范医疗行业外的代孕市场。
据代孕中介阿锋称，现在一些有实力的代孕公司，已经知道如何规避法律风险，他们选好代孕妈妈后，在法律允许代孕的印度和泰国等国家进行胚胎移植，然后再回国生孩子，这样可以做到“零风险”。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代孕中介公司数量规模的发展壮大，一些小型代孕中介开始出现，用行业内部人士自己的话讲，这些小中介的出现“乱了行规”。
“代孕行业里面，亲戚、朋友、同事之间反目成仇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都是因为利益。”一名已经退出代孕行业的中介透露。
该中介介绍，这些下线在公司没有自己的“股份”，充其量只是一个“打工仔”。但是代孕行业的高额利润也让这些“下线”心动。当积累到一定的资源时，他们很快就会自己注册成立“代孕公司”。
新成立的小型中介，为了圈钱，在客户来谈业务之前，他们“会鼓动客户先交一笔不菲的定金。”等到一些客户上钩了，这些公司马上“人间蒸发”。其网站首页一直是“该页面无法显示”。
等有了足够的原始积累，下线们又会重操旧业，开始事业上“新的征程”。
另一位代孕中介猎头刘青称，如今对代孕妈妈资质的选择，已经不如当初那么严格。“只要身体健康，年龄在32岁以下”，就可以成为代孕妈妈。
记者了解到，早期的代孕中介公司，对代孕妈妈的资质挑选相对较为严格，特别是对年龄、相貌、身体状况以及是否从事过不良行业有着较为严格的筛选。近两年，由于存在大量需求，代孕妈妈则成为抢手的“香饽饽”。许多中介发展规模受限，主要原因不是客户不够，而是能够找来的代孕妈妈极其有限。
另一方面，代孕中介对代孕妈妈的权益保障也不高。有的代孕合同上写明：如果代孕妈妈因为难产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付家属10万元；如果流产，那么代孕妈妈将得到最多1万元的现金补偿。“其实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高的身体风险。”
一年前，24岁的代孕志愿者刘燕成功为客户产子。刘燕说，她之所以做代孕妈妈，是“丈夫家穷，为了家”。在刘燕代孕这一年里，她吃住都在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两岁的小女儿留在北方老家，连春节也没见面。客户提前给了刘燕一半的钱，她拿去给丈夫买了辆车。一年后，生完孩子的刘燕拿着另一半钱回来，才知道“老公已经找了别的女人”。
“真不知道为什么，值得吗？当初是为了家去做的，可我现在失去了家。”面对记者，刘燕非常委屈。
无论规模大小，任何代孕中介都逃不过一个环节，就是人工移植受精卵胚胎的技术。这一环节必须由专业医师完成。于是，医院成为代孕产业链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因此，巨额利润最终将医院和代孕中介捆绑到同一个产业链中，一些医生也会因此“铤而走险”。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多次以代孕中介或求代孕的客户身份，与代孕中介或客户接触，发现他们异口同声：“代孕地下链条的真正暴利者是医院”。
由于代孕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医院有意或无意导致的医疗意外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追究责任或获取赔偿。一些代孕中介透露，帮医院“背黑锅”是“家常便饭”，客户、代孕妈妈的利益保障更无从谈起。
钟婷告诉记者，利用医疗设备和技术优势，不少民营医院和挂靠某些特殊部门的医院，甚至许多正规的大医院都寄生在代孕利益链的最顶端，大肆获取不法的暴利。
为了证实这个说法，记者根据刘青提供的线索来到位于广州市天河客运站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医院就靠做这个（代孕业务）撑着，不然早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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