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收红包，是医疗行业的“潜规则”。个别患者特别是需要动手术的重症患者，为了让医生能认真负责地做好手术，往往会选择给医生送红包，不然心里不踏实。而有的医生对红包来者不拒，甚至索要红包。针对愈演愈烈的“红包风”，银川市部分医院设立了“拒收红包奖”。这一做法能否有效遏制住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4月12日，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副教授。
记者:除了银川的医院设立“拒收红包奖”外，早在2008年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两名医生就因拒收红包而得到当地卫生局的奖励，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医院在去年也设立了“拒收红包奖”。从廉政文化建设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这一做法?
杜治洲:医院鼓励医生拒收红包是廉政文化进医院的一个具体表现，其意图也是好的，是为了规范医生的行医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树立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良好形象。一般地说，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我们可以采用两种制度安排:一是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二是约束性的制度安排。很显然，设立“拒收红包奖”是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执行力，但是必须有两个前提:找准激励点、激励足够大。从各个医院对拒收红包行为给予的奖金数量来看，激励力度明显不够。问题更大的是，此种奖励制度没有针对医生规范行医的激励点，即医生最惧怕的和最看重的。从表面上看，奖励与医生拒收红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仔细分析，这种激励方式不可能根除医生收红包的动机。
记者:医生收不收红包取决于什么?设立“拒收红包奖”对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医德医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杜治洲:不收红包本是医务工作者的应有之态，现在却受到奖励，这充分说明治理红包问题的难度之大，许多现有的制度和规定已力不从心，医生收红包很难被发现和查处。医生也是“经济人”，也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医生在面对红包时，必定会对收与不收进行利弊得失的比较和权衡。当收红包几乎不可能受到查处也就是收红包的成本几乎为零时，医生收红包的收益很直接——就是红包的现金数量，此时，医生当然会收红包。而要使医生拒收红包，要么提高收红包的成本，减少收红包的收益，使收红包得不偿失，要么减少拒收红包成本，大大提高拒收红包的收益。设立“拒收红包奖”就属于后一种思路。应该说，它对于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医德医风有一定作用，但由于没有与医生所看重的工资收入和职称或职务晋升挂钩，因此，奖励的效果非常有限。所以，它最多只能产生认识上的作用，不太可能对医生收红包的行为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有些医生甚至会将“分量”不足的红包上交领取奖金、获得荣誉，而笑纳大红包，落得名利双收。
记者:各地为治理医疗领域的“红包风”想过不少点子，采取过不少措施，但收效不大。你对根治这种顽疾有何建议?
杜治洲:从微观层面来看，必须建立更有效的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建立约束性制度如严厉的问责制，并设立“患者举报医生收红包奖”，鼓励患者在手术或治疗后举报医生收红包的行为，如有医生以身试法坚决依法查处，使其失去行医资格，从而使医生不敢收红包。建立激励性制度如改革医疗机构收入分配制度，使医生的医德与其收入、晋升等重要事项挂钩，使其不必收红包。
从宏观层面来看，必须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缓解医疗资源稀缺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二是加强整个社会的廉洁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旦医疗资源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状况彻底改观了，廉洁、诚信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医疗领域收红包的现象必定会大幅减少，直至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