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对富商通过代孕生育三胎八个孩子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代孕”两个字，可以搜索到大量专业代孕中介公司和机构的网站。记者以寻找代孕母亲的名义与其中一家代孕中介机构取得联系。
简单的咨询过程中，对方表示，他们接办的代孕业务是指“用您夫妻的精子卵子体外受精，形成胚胎，然后移植到别的女性子宫里生长”，整个流程的费用在25万元左右。对方给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费用，并称这个数目并不保证成功。
而一位已退出代孕行业的郑女士透露，如今，一些“资质较深、规模较大”的中介，帮助客户成功代孕一个孩子，给出的平均价位在50万至60万元左右。其中代孕妈妈可以拿到10万至15万元，除去中介必要的开支和打点费用以及支付医院的费用，中介可有二三十万元的利润空间。
在个别网站上，记者还看到了“120万元包成功生男孩”这样醒目的广告语。这家中介的一位客服声称，这是一项面向有特殊需求的高端客户的“风险业务”，“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力，别说生男孩，就是双胞胎、三胞胎都没问题。”
在宣称可以提供代孕服务的同时，一些代孕中介网站也公开招聘代孕母亲，标明一次代孕“纯待遇6万元至15万元”。
记者点击进入某招聘网页发现，“代孕妈妈报名登记”的列表中，需填写的项目多而细致，例如“牙齿的状况”一栏就有7个选项“正常、有点龅牙、不整齐、长有虎牙、四环素牙、严重蛀牙、牙齿缺失”等。
也有中介在论坛发帖称，代孕公司招聘年轻漂亮的女性，学历较高。发帖者还称，通常代孕公司招聘代孕母亲会给年薪8万元至12万元的佣金，年轻漂亮、学历高的能拿到20万元年薪。
一些女性认为这是一个报酬丰厚的 “生财之道”，殊不知，代孕的整个妊娠期间存在各种风险。多胎妊娠早期容易流产，后期容易早产。胎儿越多，各种并发症的发病率要比单胎高得多。法律专家指出，在代孕过程中，一旦代孕母亲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非法的代孕合同根本起不到保护代孕母亲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人财两空”。
尽管代孕中介面临着伦理和政策的重压，一切操作都处于地下状态，但在一些从业者看来，这个行业并不违法，因为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代孕。卫生部两个部门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两部规章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无法规范医疗行业外的代孕市场。
据郑女士介绍，现在一些有实力的代孕公司，已经知道如何规避法律风险。他们选定代孕母亲后，在法律允许代孕的印度和泰国等国家进行胚胎移植，然后再回国生孩子，这样可以做到“零风险”。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代孕中介公司数量快速增加，一些小型代孕中介开始出现，有些甚至以单纯的行骗谋生。
郑女士还透露，一些新成立的小型中介为了圈钱，在客户来谈业务之前，会鼓动客户先交一笔不菲的定金。等到一些客户上钩了，这些公司马上“人间蒸发”，其网站首页也变成“该页面无法显示”。还有一些中介和医院互相勾结，以三种方式欺骗客户：一是乱收费；二是重复做冷胚，多收客户的钱；三是把年轻客户优质的卵子偷偷卖掉。
在我国，代孕行为可能触发的各种法律、伦理问题尚未充分暴露，是由于这个行业始终潜行于暗处。
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张立近日就广州夫妇生育八胎的事件直言不讳：“代孕不是简单的物质交换，这是伦理问题。”
事实上，早在1985年，美国的一起“BabyM”（婴儿M）案已揭开了世人对于代孕问题的伦理拷问。
代孕母亲玛丽由于在怀孕期间生出感情，在生产后不愿向委托她的斯德恩夫妇交出孩子 （也就是“BabyM”）。一场“孩子母亲与孩子母亲”的监护权之战就此打响，初审的新泽西法院与新泽西最高法院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最后的裁决中，最高法院法官采取了折中的判决方式——代孕合同无效，玛丽仍是“BabyM”生母，拥有探视权，但鉴于斯德恩夫妇条件更为优越，因此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和稀泥”式的判决，也正说明了代孕问题的复杂性。
与之相反，由于代孕生育的孩子存在先天生理缺陷，双方都不想要孩子的混战也不断上演着。
即使代孕的过程一切顺利，代孕诞生的孩子，其身份如何认定、有几个母亲、是否为婚生子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纠结不清，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虽然，对于代孕行为，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确有明文禁止。《管理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即明确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但张立指出，目前，我国仍然缺少与代孕相关的管理法规，只是卫生部关于生殖辅助技术条例中有一句话：严禁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严禁是很空的，根本禁不住，应该建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
的确，代孕行为挑战着伦理道德，也挑战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公民平等生育权，然而近年来，随着不孕不育的适龄夫妇比例大幅提高，代孕需求却越来越显而易见，这已然成为摆在医学界与法学界面前的一道难题。采写/ 吕林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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