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全国掀起一轮打击假药的“战役”。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据统计，在这轮行动中，共打掉制售假药犯罪团伙350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400多个，缴获假药3亿多片（粒、支），价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如此猖狂的假药犯罪，发生在中国医改进入“深水区”之际。在笔者看来，医改能否趟过“深水区”，关键在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医改政策能否真正在医院中真正落实。
不少人可能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怎么会跟犯罪联系在一起？医院内发生犯罪，难道会与其他地方有同？
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去年曾经采访过一起假进口抗癌药案，发现在该类犯罪中，正规医院以及医院的医务人员是利益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假药要么由医生在正规医院内直接开给病人，要么在医生推荐下病人从正规药店购买。在暴利诱惑下，当下一些医院正在成为假药的重要据点，不少医务人员则成为销售假药的营业员。
假药如果仅在黑诊所或药店中出现，那么其危害性还相当有限。而一旦进入正规医院，由医院医生开给病人或推荐病人使用，则危害无穷。因为它利用了病人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使得制假、售假者的利益最终得以变现。
根据相关法律，对于医院和医务人员涉足假药案，完全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比如，执业医师法规定，医生不得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医生开假药，往往与高额回扣密切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医生收取回扣，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然而，尽管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查处假药案的过程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多是处在利益链条下层的假药生产者和经营者，处在上层的医务人员，受刑法追究者极少；而负有责任的医院管理人员更是安然无恙，甚至连行政责任也难以追究。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医院是否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古代所说的“刑不上大夫”，是否成为当今现实中医务人员规避刑罚的写照？
据笔者观察，使用假药只不过是隐藏在医院的若干医疗犯罪中的一种。与假药相比，医院内的医疗欺诈现象更为普遍。以厦门一家名为国泰妇产医院的民营医院为例，据南方周末报道，从2005年至2011年间，厦门市卫生局共收到反映该医院欺诈的投诉件有67宗。除此之外，该医院还涉嫌麻醉药品流失、胎儿性别鉴定后非法堕胎等。面对其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当地卫生部门对国泰医院几乎穷尽了所有行政处罚手段，但惟独没有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正因为如此，国泰医院视卫生监督如无物，甚至在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期间仍照常营业。
如此荒唐的执法,折射出的是中国卫生监督的软弱无能,同时也是“刑不上大夫”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医疗欺诈绝非仅仅在厦门国泰医院存在。早在2007年，原上海协和医院曾因疑给无病女子做假手术被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该医院涉嫌诸多违法犯罪，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开给病人的处方单上，显示有大量昂贵的冬虫夏草，而该医院真正进货的冬虫夏草却寥寥无几，医院以治病为由诈骗病人钱财是明摆着的事实。然而，上海协和医院的违法犯罪行为却被定性为“过度医疗”“过度检查”，并最终以此理由被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这也难怪，据说当关门的消息传出时，上海协和医院内部传出一片欢呼，因为这意味着它最终逃过了刑事处罚。“关了一所医院，放跑了一群骗子”，上海市药监局原监督员陈晓兰曾用这句话概括上海协和医院的倒掉。
如前文所述，医院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但现实中，由于中国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病，特别是监管部门讳疾忌医，它亦成为医疗犯罪的重灾区。由于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的医院已经变成被世俗法律不得入内的“巴黎圣母院”：神圣殿堂成为藏污纳诟之地，白大衣变成骗子和凶手的防弹衣。一些发生在别处明显属于犯罪的行为，进了医院就会摇身变成治病救人的医疗行为，而法律却眼看着无能为力。
曾几何时，政府投入不足一直被人诟病，同时也是中国医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种种难以遏制的医疗犯罪表明，中国的医改所面临的绝非仅限于投入问题那样简单，如果法律跟不上，那么政府投入再多，只会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得利，国家和人民将则均可能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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