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看，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是权利人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和让渡;但应注意的是，通过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应有合理的边界，该边界就是应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不能滥用诉讼制度，使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诉讼时效制度又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制度，此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因此，在适用这些制度时，如果存在既可以做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也可以做有利于义务人的理解时，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应做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
第二，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笔者认为，合同债权转让通知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本案李某将其持有对张某的欠据转让给王某，并电话通知了张某，张某表示同意。这一合同债权转让的通知行为，同时包含了债权人债务催告和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在对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制度的适用问题上，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应做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
第三，2008年9月1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本案李某将其持有对张某的欠据转让给王某，并电话通知了张某，张某表示同意。完全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起诉时，最高法院此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但由此也能印证笔者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