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以上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之外，经济活动中，还出现了一种监督支付、负责专款专用的承诺，如何认定这种承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审判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情况大多涉及到银行，许多合同的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的开户银行为该合同出具担保，而开户银行往往并不愿提供担保，却出于种种原因，向债权人出具了监督支付、负责专款专用的函（或承诺），或在主合同上注明“此款只能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的字样，并加盖银行公章。
审判实践中对这种承诺的认识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也是一种担保，只不过与正常的担保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既然作了担保，一旦出现风险，银行等保证人就要依约承担保证责任;这种保证责任就体现在：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对这种情况未作规定，不等于就没有法律依据，比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出具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函（或承诺书）的单位和个人，对出现的风险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承诺毕竟不是法律规定的担保形式，按照承担责任的方式类推为担保是不合适的，这类承诺函大多数并不写“保证”字样，即便是少数写了“保证”二字，也并不符合担保的特征，因这承诺人只是表示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中的其中一项“付款”负责，而其他合同内容如何履行其是不承担义务的，其责任关键是体现在“监督”和“负责”四个字上，并非由承诺人亲自履行合同，充其量是一种协助义务，如果监督不力，造成合同资金流失，由承诺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是适当的，判其承担资金流失的全部赔偿责任过重，况且，承诺人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责任，判其承担连带责任，除缺乏法律依据以外，也显失公平。
尽管审判实践中大多持第一种观点，也基本是这样处理的，但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加实事求是一些。经济审判与刑事审判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以前刑法中的某些罪名没有规定，故而审判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类推;而经济审判中的合同关系往往比较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相当多，在审判实践中搞类推未免显得太随意，也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加之银行等承诺人按银行法规定，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银行干涉或监督起来比较困难，何况有的当事人还约定专户存储，实际履行中又未作专户存储，就谈不上监督和负责的问题了，不应判由承诺人充当第二债务人的地位。更不应当将其视为保证人，而且按连带责任保证判其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有了责任，许多人才会更小心，就怕一不小心有什么责任在身上，惹来许多麻烦。事实上，只要没有违法犯罪，一般连带债务的担保责任对于担保人并没有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