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两个病人是贵阳一家大型家用电器商场的送货员，因在送货途中发生车祸，被送进医院。但商场老板在预垫了部分医疗费后，不再露面，转眼，他们就欠下了2000多元医疗费。
何大姐揽下这活。她打电话给那家商场的车队队长，对方一听是医院的，连称“没办法”，让她找商场的财务。
电话打到财务，财务声称“不清楚”，又把何大姐推给了商场经理。
刚开始，对方还客气，可当把欠费的事挑明后，对方就不耐烦了：“这事你不用找我，我做不了主。”
“就找你，只有你能解决问题。”何大姐急了，但她迅速稳定了一下情绪，“你们商场在贵阳可是响当当的，我也是你们的消费者。难道，这么大的商场，原来竟是这样不负责任的？”
“不管怎么说，病人是你们的员工，出了事你们不能不管。”何大姐这一“激”，经理才急忙答应：“有话好好说，我会处理的。”
当天下午，商场派人将5000元医疗费交到了医院。几个电话便将头疼好久的事摆平了，谌利军向她竖起了大拇指：“追债高手！”
就是这么一夸，何大姐被推进了六医“讨债队”——主要负责追讨病人欠债。
六医原是铁路医院，“旱涝保收”。可自从2004年起，医院从铁路系统分离出来后，面临不小的生存压力。欠债问题迫使谌利军萌生了成立“讨债队”的念头。
其实，六医的“讨债队”，从队长到队员只有何大姐一个人。但并不妨碍何大姐对这项工作的热情。
她从住院部抄来了一大沓“黑名单”，开始了追讨欠债的生涯。
何大姐没想到，“讨债队”的工作并不都像当初几个电话搞定那么简单，第一次出击就让她颇费周折。
那年，在二戈寨，一辆营运中的面包车和一辆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当时，4名伤者被紧急送到六医抢救，可是，他们伤愈出院后，近5万多元的医疗费一直没有结算。医院里没有留下伤者的任何信息，一切毫无头绪。
何大姐通过交警部门，先查找到肇事车挂靠的公司。公司在小河，大冷天，公司倒是找到了，经理却不在。“你在外面等着吧。”工作人员抛出了这话。她只得哆嗦着，站在公司门口。
两个小时过去了，姗姗来迟的经理才将何大姐让进屋里。但却说：“很抱歉，车主的电话不方便给你。”
何大姐只有天天换着电话打给经理。最终，对方招架不住，将车主的电话告诉了她。
“警方已经介入了，等破案了再来拿钱吧。”车主拒绝见面。车主很窝火，事发后，司机逃逸，卷走了他1万多元款项。
何大姐又想起了保险。一番查找，她了解到，肇事车辆是投保了的。她买了一本交通事故赔偿书，连夜核算。
“你投保的钱够得上赔偿了。”何大姐再次打通车主电话。车主的口气缓和了好多，但仍然拒绝见面。
何大姐又连跑了6次交警大队，有人给她出主意：“如果争取到死者家属和伤者的委托书，你就可以代理他们找车主交涉，否则难办！”
何大姐多方打听，找到了死者家属和另外4名伤者。他们都将印着鲜红的手印的委托书交到了她手中。
“躲是躲不过的，你不出面，事情就没办法解决。”当何大姐再次联系上车主的时候，车主告诉她，亲戚得了癌症，正在住院，“没空见面。”
何大姐不死心，当即赶到省医，“我现在就在省医……”
事情终于被执着的她搞定。忙了3个多月，她为医院讨回了近5万元，死者家属获赔14万元，其他4名伤者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人都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一下，或许换来的会是另一种结果。”在欠费的患者中，除了部分恶意欠费者，还有不少人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暂时无力支付，对此，何大姐颇有心得，“讨债，除了耐心，还得对别人有感情，注意方式方法。”
去年，一名患者在医院治疗后，欠下800多元医疗费。患者没有联系电话，她只能按照医院登记的住址，赶到了龙洞堡附近。
一间木头房，何大姐走进一看，家徒四壁，一个小孩正躺在沙发上哭。何大姐快步上前，抱起小孩，哄着。
许久，患者才从外面回来，当她看到小孩在何大姐怀里笑得很开心时，怔了一下。
“我们确实没钱啊……”转入正题，患者眼圈发红，何大姐赶紧安慰她：“不要紧的，等你有钱的时候再通知我一声就可以了。”
“看这孩子穿得太单薄，改天我给你们送一些衣服来吧。”临走时，何大姐抛下一句话。
几天后，何大姐为这家人送去了一大包衣服。这次，她没有提医疗费的事。
不久，患者给何大姐打来电话：“家里刚把一头猪卖了，何大姐，你过来拿钱吧，一定要到家里吃顿饭。”
为了讨债，何大姐这两年去过很多偏僻的农村，过程虽然很苦，却也受到了许多患者的尊重。
不过，令何大姐欣慰的是，两年来，她为医院讨回了80多元“陈年烂账”。这些钱，对正处于发展中的六医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讨债的辛酸，让何大姐开动起了脑筋：“如果加强管理，从源头上对欠费行为进行控制，或许效果会好一些。”于是，何大姐找来技术人员，一番摸索，她建议医院推行“加锁”制度——在电脑收费系统上设置“警戒线”，当病人所交纳的押金不及200元时，及时提醒病人。
医院无奈地“加锁”，对患者来说虽无情，但“自从医院推行这一制度后，欠费问题虽无法杜绝，但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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