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段x举和被告段x杰年均五岁，2006年10月20日中午放学时，小举、小杰和幼儿园同班同学一起在老师的指挥、带领下，排好队准备到学校大门口等待家长们来接。队伍行进中，走在后面的小举认为小杰走的太慢，就从后面推了小杰一下，小杰回头踢了一脚，不料这一脚正踢中小举的腹部。小举的哭声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因为没有发现小举有重大的伤情，老师只对小杰进行了批评。小举到家后即出现腹部疼痛、面色苍白的症状，小举的父母见情况严重，赶忙将小举送往唐河县第一人民医院诊治。医院经检查，发现小举腹部受伤，脾脏破裂，并发出血性腹膜炎。随后，小举在医院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住院治疗60天，花去医疗费用近6000元。原告小举的伤情经法医鉴定已构成五级伤残。
原告小举的父母找到学校及小杰的家长，而学校和小杰的家长都称自己无责任，不愿承担各种费用。无奈之下，于2006年12月，小举的父母以小举为原告，将小举所在的星光幼儿园和小杰及父母共同告到了唐河县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各项费用共计9.3万元。
庭审中，被告星光幼儿园辩称，原告小举自己有过错;原告受伤过程中幼儿园已尽到相关范围内的职责义务，是被告小杰踢伤了原告小举，又不是老师踢伤的，校方没有过错;况且幼儿园已经和每位学生家长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不应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幼儿园的起诉。
被告小杰的法定代理人辩称，引起事故的责任在原告，是原告先推被告，被告才“自卫”的，且被告的监护责任已转移到学校，应有学校承担责任，他们不应承担责任。
经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小举被被告小杰踢伤并落下残疾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星光幼儿园对学生管理不善，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安全义务，至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星光幼儿园以学校已经和学生家长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不应承担责任的说法，法庭认为，在权利人未明确放弃自己民事权利的情况下，民间协议约定免除一方法律规定的义务为无效协议，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行为一开始起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被告幼儿园不能因此免除赔偿责任;被告小杰踢伤原告，具有一定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小举由于先推被告小杰引其事端，本人也有一定过错，故在本案中应适当减轻二被告的赔偿责任。遂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双方表示服判，均不上诉。
专家说法：
法官宋涛：学校虽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本案中，被告小杰的法定代理人称，被告小杰的监护责任已转移到学校，应有学校对小杰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他的说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 行学籍管理。显然，学校和学生之间主要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2002年8月份教育部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其中明确了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因此，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法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也不是监护职责的转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教育和关心被监护人;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等。而学校是一个主要以传授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机构，学校没有条件承担监护人的所有职责。
很显然，本案中被告小杰的法定代理人称，被告小杰的监护责任已转移到学校，应有学校承担责任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学校和学生完全没有法律关系。《教育法》规定 “学校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有包括学校爱护学生、预防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等方面的内容，学校如果没 有尽到上述保护责任，造成学生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的规定，学校(幼儿园)这类对学生实施教育(保育)、管理的单位，对在校、幼儿园的学生、幼儿致他人损害或受到伤害的，是以过错原则来确定其民事责任的，即根据学校(幼儿园)的过错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种有限的责任。所谓过错，在这里应当是指其在教育、保育上的失职行为。“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受害 方。所谓有限，即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他人损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并不承担全部民事责任，而要和未成年致害人的监护人一起来分担民事责任。学校承担责任的比例，依据其过错程度加以确定。
本案中，法院认定，幼儿园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时，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幼儿园的一名学生致他人损害，一名学生受到伤害，学校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因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正确的。
袁方法官：民间协议约定免除一方法律义务的条款无效。
本案中，幼儿园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减少事故的发生，和学生家长签订了一份“安全 协议”。协议约定在校学生受到人身伤害的，如果不是因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学校的建筑设施所致，学校需要担责外，因第三人的行为致学生受到伤害的，学校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协议的效力如何呢?
应该看到，学校用协议的形式明确学校和家长在学生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责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方面，这表明学校已经认识到保护学生的安全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协议也提醒了学生家长：应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加强学生在校外的管理，不要认为只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在实践中，学校和家长签订“安全协议”的做法很普遍，也是很有效的，它为预防未成年学生避 免受到意外伤害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对于学校与学生家长签订的管理协议而言，该协议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学生人身伤害来说，在处理时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并不少，比如《民法通则》、《教育法》以及《学校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如果学校与学生家长签订的管理协议或条款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这样的合同或条款就属于无效条款，而没有法律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的免责条款无效。因为本案中，幼儿园称已经和学生家长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每个学生受到伤害如果是第三人所致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免责，这样的约定直接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因此，该条款无效。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的法律，协议双方当事人不能就“人身伤害免责”问题进行约定，即使约定了也是违法的约定，不起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