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误工费，是指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赔偿权利人支付的受害人从遭受伤害到完全治愈这一期间内（即误工时间），因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或劳动而失去或减少的工作、劳动收入的赔偿费用。关于因劳动能力丧失的误工费等费用的赔偿，现阶段世界各国所采用的理论依据主要有所得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和生活来源丧失说三种学说，但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所采用的理论是生活来源丧失说。其与所得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是该说对残疾者劳动能力丧失赔偿所依据的，并不是伤害前后劳动收入之间的差额，因而其与所得丧失没有密切的关系；二是该说确定受害人劳动能力的赔偿，基本上不考虑受害人受害之前的体能、技能、教育状态等劳动能力的构成因素，并以此确定所丧失劳动能力的价值指标，这样，该说和劳动能力丧失所依据的标准也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生活来源丧失说理论认为，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或减少，必然导致其生活来源丧失，因而应当赔偿受害人的生活补助费，使其生活来源能够恢复。其赔偿所救济的，既不是劳动能力丧失的本身，也不是受害人致残前后的收入差额，而是受害人致残前后生活来源的差额。因此，基于侵权法的完全赔偿的原则，尽管我国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字眼，但赔偿的标准并不是丧失的劳动能力，而是生活补助费。
第二，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9日发布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但退休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的一种待遇，而广大农村多数六七十岁的农民还不能享受这种退休待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大量增多，多数农村留守的六七十岁的男性农民不得不继续承包着责任田，仍然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同样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力，无须子女赡养。即使有子女给付赡养费，但这些六七十岁的男性农民中那些靠从事正常劳动取得收入的人，因遭遇侵害而无法从事正常劳动所失去的利益也应当获得赔偿。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城镇或国家法定的企业已退休人员，还有大量的被返聘现象。因此，片面地以一定的年龄作为劳动能力丧失的依据，既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与我国的国情、社情不相符。
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均寿命不仅得到相对的提高，而且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减弱与丧失也必然大大迟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目前人均寿命男71岁，女74岁。中科院2007年2月11日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指出，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8岁，到2010年将达到72.5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将残疾赔偿金的赔偿以“60岁”作为赔偿年龄的上限，不仅越来越不符合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8岁的实际，而且也不利于损害责任的增强和违法成本的增加。由此又说明，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年龄也应当予以迟延。
因此，本案中，既然黄某有证据证明其仍然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那么其请求的误工费就应当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