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到30岁的河南民工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因制度之殇，维权无门的他以“开胸验肺”的自残方式曝光底层民众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
张海超，孙中界，这两个身上带伤的男人前些天被媒体邀请在北京相遇。一个查看另一个人的左手小拇指是否完好，另一个查看这个人右肋上的伤痕是否愈合。他们性格相左，一个沉默内向，一个急躁多语，却惺惺相惜，共同感叹着命运如过山车，让人不知该喜还是该悲。
但是他们身边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她已经在深秋的成都，在强拆的铲车逼近她家时把汽油倒在身上，化作一只凤凰而去。
活着的张海超、孙中界；死去的唐福珍。他们被称为“身体维权者”，他们都不惜用自残的方式向恶的制度和人心发出怒吼，他们是2009年最沉重、最尖锐、最悲怆、最值得浓墨重彩铭记的记忆。
张海超6月22日躺在郑州大学一附院的手术台请求“开胸验肺”时，并不知道金庸在小说《雪山飞狐》里早就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恶霸凤南天冤枉一个穷苦的百姓，说他们家的小孩偷了凤家的鸡，那个穷苦人家实在没办法，只好破开小孩的肚子证明没有偷鸡。
所以有必要在这个年终回顾张海超的故事，来看看转型期中国为何不需要小说。
今年28岁的张海超是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年6月至2007年10月，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作。所谓“破碎”，就是把外面运来的硅石抱进压力机里粉碎成粉末，然后装进袋子里。据他说，那时车间里全是黄色的硅石粉尘，2米之外就看不清人，而工人们只佩戴一个普通口罩。
张海超辞工后去郑州一家不锈钢厂干活时，才发现肺部已经出现阴影。按肺结核治疗了半年多，阴影却在扩大。他先后看了5家医院，医生们认定这是尘肺病，但由于不具有省卫生厅认可的尘肺病诊断资质，只能在病历上写上“疑似尘肺病”、“不排除尘肺”或“尘肺可能性大”。
张海超想起2007年1月曾在新密市防疫站拍过胸片，跑去找，这家防疫站说，体检结果只对单位，不给个人。去找振东公司，对方说根本就没给结果(半年多后才说是“装修时体检档案被当废纸卖了”)。
直到工友们签字和村委会盖章证明他曾在振东公司工作，他才借出了这张胸片，当天坐火车去北京。4家医院(3家有尘肺病诊断资质)几乎一致给出“尘肺病”的诊断，但是由于职业病属地管理的规定，他们没有给张海超治病，甚至不卖药给他。
回到郑州，张海超找到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防所。对方要求他提供职业史、职业健康档案等材料。但是，拥有这些材料的振东公司再次予以拒绝，最后干脆不承认他是原职工。
这时，张海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好频频上访，不惜采取过激行动。今年3月，他因“多次将新密市委市政府西大门堵住”，被警方拘留。但当夜因气喘得厉害，才被放回家。第二天警察还派人来村里，核查他是否装病。
在新密市委书记的协调下，郑州市职防所终于为张海超诊断(厂方仍不提供材料)。5月25日，结果让他大为吃惊———“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建议他仍按肺结核诊治。
6月9日，他揣着借来的6000多元钱去郑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发现这个机构与郑州市职防所同在一座楼里，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不太可能推翻自己的诊断。”
6月22日，张海超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在郑大一附院进行了“开胸验肺”手术———就是从右胸旁打开一个洞，取出肺切片进行活检。为了省1000元钱，他要求不使用止痛泵。
医生最终诊断是“尘肺合并感染”。郑州市职防所却认为对方无资质。
张海超的惊世之举，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怒海狂潮。新密市领导觉得很委屈，认为一直在帮张海超解决诊断的问题，现在他开胸验肺让新密出了丑，要对他进行处理。但随着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和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批示，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7月26日，郑州市职防所组织省、市专家，咨询卫生部专家后，得出张海超“尘肺病Ⅲ期”的结论，次日凌晨2点把诊断书送达张家。张海超借此当天就获得了工伤认定。
9月15日，张海超获得振东公司61.5万元的赔偿。现在，他已在家休养2个月。冬天的寒冷让他尽可能呆在屋子里，外出时就戴上口罩，有时要戴两个，为阻挡寒气侵入肺部。屋子里开着用赔偿金新买的2000瓦的电暖器，把墙壁和人的脸膛照得红彤彤的。靠窗也是一部新买的液晶大屏幕电脑，他学会了上网查尘肺病的资料、法律条文和关于自己的报道、视频，还学会了QQ，好友里有4个人都叫“开胸验肺”。
“开胸验肺”手术让他的肺部粘连，整个夏天，他必须每天吹1个多小时的气球让肺部张开，一连吹破了300多个。梳着3个小辫的3岁女儿，不但会嘟囔着“开胸验肺”，还会催促坐着发呆的爸爸“去吹气球”。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这个年青的父亲在孩子的笑脸前，吹着粉色的气球，是多么温馨和感人的场景啊。
现在，他开始端着肺功能锻炼器进行呼吸操，吸气，闭气，然后缓缓呼出，每天两次，还要吃很多药，谋划着过年后做点不需体力的小生意。妻子继续在郑州打那份曾是全家唯一收入来源的月薪1000多元的工。曾经因为上访而退学的女儿，重新回到了郑州市区的幼儿园，每学期2700元，他希望能用赔偿金为女儿的成长铺好道路。他深知，开胸验肺让他赌赢了迟来的权利，却无疑证明，他正病入膏肓，“不知哪天就over了”。
张海超成为“事件”后，也惠及他的工友们。曾和他一样迟迟拿不到“单位证明”的4名工友迅速被诊断，获得100多万元的赔偿，当地镇政府还为他们办理了低保。8月起，振东公司对全厂1000多名员工进行体检，发现9名尘肺病患者。
张海超曾多次对媒体表示，反对对他“特事特办”，“这样对更多的工友才有普遍借鉴意义”，但这9人却希望能借“张海超事件”的余威“特事特办”，因为他们陷入了“按法律程序办事”的漫长煎熬：诊断，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索赔……而且赔额似乎不太高。一名工人转述振东公司老板的话说：“全中国就一个张海超！”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山东临沂的倪明星被确诊为尘肺病，但单位不愿赔，他也想开胸验肺，“引起媒体关注，能让问题得到解决。”四川仁寿县的王成章是“壹期煤工尘肺”，但直到媒体说他想开胸验肺，引起省长过问，才得到14万元赔偿。云南昆明13名工人主动请求开胸验肺，向企业索赔200余万元。一些人也写信或带着病躯找到张海超，让他给郑大一附院说说，也给他们开胸验肺。
这让张海超很震惊：“如果再出一个开胸验肺的，那说明这个社会没有进步，这是很可怕的。”
张海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开了底层民众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以及职业病防治体制中让企业“自证其罪”、职业病诊疗被垄断、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等诸多制度设计漏洞。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张海超之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与几年前的孙志刚之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等起来，建议对相关制度也来一次“开胸验肺”，甚至一些业内专家也公开呼吁尽快对此修订。
这也许过于乐观了。虽然卫生部先后出台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和《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但对上述弊病并无涉及，卫生部发言人称，“开胸验肺”事件属于个案，在个案事件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具体进行解决，暂无听说职业病诊断规范修订的消息。
张海超之举的悲剧还在于，给更多国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身体维权”。先是上海司机孙中界自断手指证明清白，后是成都居民唐福珍为抗议强拆自家房屋而自焚。上海密行了18年的“钓鱼执法”借此得以终止，备受诟病的拆迁条例也在修改，但正如资深评论人熊培云所言，“如果要在折迁条例死掉与唐福珍活下来之间做选择，我宁可选择后者。在一个死人身上追求社会进步是可耻的。”
但愿2010年，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张海超、孙中界、唐福珍。
为弄清病情，张海超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煤炭总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医院就诊，得出的结论也为“尘肺病”。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对其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0+期合并肺结核”。
郑州市职防所得出张海超“尘肺病Ⅲ期”的结论，次日张海超获得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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