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在1995年之前，几乎一直只有600张左右床位。2002年，该院成功合并邮电医院，??2003年，其干部医疗保健基地项目获批立项，目前医院床位达到约1200张。该院2005年获得批准立项的门急诊楼及手术科室楼改扩建工程计划在2011年完工并投入使用，又将增加床位约800 张。
与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邻近的北京医院，近几年亦对已有建筑作了大规模的建设和装修改造：2002 年完成门诊装修改造工程，2006 年竣工医院老北楼重建工程和科教楼建设工程，2007年完成医院综合楼建设工程，2008年完成医院南楼病房及手术室改造工程。
“这些百年老院、国家队大还不怕，问题是有一些医院盲目扩大，致使中国医院出现规模失衡。”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副会长、天津泰达医院原院长王铁林对本刊记者说。
王铁林是卫生部主编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2008)的主要参与人。他因先后组织建设5家公立医院，被圈内人称作医院建设的“专业户”。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2008)的《条文说明》指出了医院建设存在的问题：“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一个街区有多家医院同时存在，而在另一个地区或同一个城市的另一个街区却很少或没有像样的医院；为利用某块地皮或其他原因，在医院集中的地区又建一所医院；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增加病床数量，同时存在于一个地区的多家医院又同时扩建、竞相扩大规模？???，上述情况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该《条文说明》提出：“一般情况下，不提倡建设1000床以上规模超大型医院。这是对国内外综合医院建设和管理经验的总结，也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
阎惠中的印象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多数大医院从不足1000张床位扩大到2000张床位，有的已接近甚至超过4000张床位；很多中型医院也纷纷向1000张床位冲刺；不少小医院的床位数同样大大超出编制。
亦有观点赞同医院扩张。其依据是，大医院扩张有利于满足公众追求名院、名医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而且“住病房总归比住走廊好”。
王树峰认为，大医院扩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它造成卫生资源和建设资金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就诊时间和医疗费用增加、交通不便等社会问题。”
他通过调研与综合分析认为，大医院床位应以不超过2000张为宜，“医院太大不利于管理”。
王树峰说，大医院里固然成熟医生比较多，但许多医生的精力除了临床，还要顾及科研、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不得不大量依靠实习生、进修生出诊、管床。于是，慕大医院之名赶来求医的患者，可能面对的是大医院里的小医生，他们经验不足，且超负荷运转，医疗质量难以保证。
据《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医院总资产约10191亿元，其中负债约325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31.9%。
负债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为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规模经营而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
客观而言，靠负债发展是很好的融资形式之一，它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医院发展资金不足等问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适度负债能够帮助医院快速发展，过度负债则可能使医院濒临破产的深渊。
王树峰说，“医院究竟负债多少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是，医院的扩张倘若是盲目的，并且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那么其财务风险不可小视，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不理性的医疗创收行为，加剧看病贵。”
阎惠中的忧虑是，从卫生事业的全局看，医院“贪大”，客观上为病人向大医院集聚提供了便利，大医院一家独大，而中小医院利用不足、社区医疗发展缓慢，势必导致医疗资源浪费，使整个卫生系统不得不支付巨大代价。
“别看大医院的日均门诊量动辄八千、一万，但多数处理的是感冒发烧、高血压之类的常见病、多发病，大医院忙忙碌碌，往往却是在看小病。”
王树峰说，大医院看小病、大医院小医生将直接导致公众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大医院的收费肯定比小医院高，而且到大医院看病相对会比较困难，找知名专家更是不易。
因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卫生战略的长远目标，王树峰相信：“大医院门庭若市不可能是永久性的。”
他分析说，随着国家对社区和乡镇医疗机构的扶持从而提高基层医疗水平，腔镜、介入等医疗新技术的应用使疾病在门诊得以治疗，各种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患者分流，以及公众预防保健和健康意识的觉醒等，目前大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的局面将被从根本上改变。“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医院将不再是挂号难、住院难，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医院太大，也是会闲置的”。
然而，没有人能够预料，医院规模太大的副作用将会在何时出现。相反，对医院院长来说，“一大就富”的逻辑却是触手可及。
“扩大规模是对医疗市场需求的应答，同时也有进一步细分专科与新建科室的需要，不过我国大医院的过度扩张，深层动机往往是为了多收病人，增加收入。”阎惠中说。
在他看来，一般的规律是，当边际收入小于边际投入时，规模扩张就会停止，但由于大医院的绝对技术优势，只要摆上病床，就会有病人入住，“这几乎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从当地的社区医院吃到中小医院，甚至是中小城市的医院，反正不愁市场。”
不愁市场，使医院即便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也往往能够顺利获得扩张所需的资金，并最终偿还贷款。虽然这些钱的来源，“是一个不言自明又不便明言的问题”。
阎惠中解释说，医院扩张的钱，无外乎“背靠政府”(政府补贴)、“面向市场”(市场融资)等方式，其中，通过银行贷款筹集资金最为普遍，而银行也看准了医院的偿贷能力。
至于医院偿还贷款的钱从何而来，《医学与哲学》前主编杜治政，在2005年撰写的《约束大医院无限扩张的冲动》一文中说：“当然有赖于病人的收费，开辟向病人收费的新项目，向病人开刀。”
在这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里，杜治政写道，“扩张1000 张床位所需要的2亿？?3亿元的资金，他们一般在3??4年内就可偿还。一般来说，一个1000床位的医院，一年的毛收入一般在7亿？?9亿元之间，而维持2000至2500人的一个医院，扣除工资和医疗成本外，又不需纳税，利润一般至少在几千万至亿元之间。正是如此丰厚的利润空间，激发了大医院院长们无限扩张欲望。”
换言之，为医院规模扩张的买单者，是千千万万的患者。
阎惠中说，患者走进医院，仍然信仰专家，但又分不清专家的哪句话出自真心，哪句话在推销过度诊疗，看病贵让很多人难以承受，少数人不可忍受，甚至向医护人员动了刀子。“这种医患关系，新中国建国以来未曾有过，国外也很少见。只要大医院主要靠医疗收入继续扩张，就证明其在逐利的道路上并未放慢脚步，医院的高收费尚未伤筋动骨。”
“我从来没感觉到医院负债给我的压力。”做过25年公立医院院长的王铁林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现行制度下，医院院长基本能够对医院建设说了算。
“公立医院的产权关系非常不清晰。”王铁林说，理论上，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利益分配权归医院，但实际上，由于作为所有者的政府没有对作为经营者的医院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等于在事实上基本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由经营者全权代表。
“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王铁林说，医院院长搞建设，搞砸了总有各种理由推脱，搞成了就是自己的政绩，收益很大，风险很小，医院院长自然乐此不疲。他不会去考虑把规模做大会不会给治理“看病难、看病贵”的大局添乱，他只会盯着自己医院账上的钱有没有增加。
医院院长在搞基建、搞工程中贪污腐败的案件亦不时见诸报端。
阎惠中说，一些医院院长的施政纲领通常是“头一年是质量年，第二年是管理年，第三年是发展年，第四年就是效益年”，或者是“第一年打基础，第二年成规模，第三年上水平，而后就是国内一流、世界一流”。
他评论道：“这是一个短周期，一流的大医院能如此速成吗？我认为，这种规划(的期限)正相当于一届班子的任期，它显示了领导们对业绩的追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医院院长告诉本刊记者，他在组织建设医院工程时，常常遭遇各科室主任“加病床”、“加病房”、“加病区”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拍了桌子”。“他们提出了很多理由，其实有道理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室太小不利于科研，培养不了大医生。但是，是不是所有科室都要搞得那么大？这里有没有追求科室业绩、追求个人在同行中的地位的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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