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001年3月，A公司为建厂房进行了公开招标。《投标须知》中明确了工程范围为：“依据工程图说完成工程工作所需之人工、材料、设备、安全设施、管理费、税金等一切费用。且报价由各施工单位公平竞争，最后得标单位标价即为工程总造价。本工程完工后若无增减项目，不另行决算。”各投标方进行了投标报价，其中B公司的投标价为：土建工程12188221元，安装工程3969817元，合计16158038元。B施工单位为获得该施工任务，向A公司出具《承诺书》愿将自己的投标报价压低至1250万元。A公司与B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由B公司以1250万元承包A公司的厂房土建和安装工程。在合同签订后施工过程中，B公司发现该合同价格低于成本价，且在A公司指定的材料供应商又抬高了价格的情况下，于是向A公司要求提高合同价格。双发各执己见，2001年12 月4日，B公司向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A公司补偿工程价款2567575元。
该案件的审理经历了一审和二审，两次判决的结果截然相反。一审认为双方的合同条款违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B公司起诉要求A公司补偿合同价与成本价之间差额2567575元，依法应予以支持。工程其余部分双方应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按实结算。遂判决：撤销B公司与A公司于2001年4月25日签订的合约书中关于合同价款1250元条款，A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B公司支付合同价与成本价之间差额2567575元，其余部分工程造价按实结算。而二审认为《合约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此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不构成显失公平，B公司面临的风险应视为商业风险。
从上述案例就可看出，自1986年民法通则规定显失公平制度以来，部分学者对该制度提出质疑是有理由的。他们认为，显失公平标准非常抽象，不易于审判人员掌握与操作，从而导致了司法上的不统一甚至出现了滥用现象。它不利于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许多人以交易不成功便以显失公平为借口要求撤销合同，不利于交易的稳定。要求任何交易结果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法律只能规定公平的交易条件，而不能保证交易结果的公平。
这种对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显失公平的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列举的理由和得出结论却难以令人苟同。任何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必须保障各种制度的公正才能维持。合同虽然具有相对性，是私人的领域，但如果法律赋予不公平的合同以法律强制力，就会破坏法律的价值，进而危及社会。所以，法律对于不公平的合同给予救济是必要的。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要的间题，而是我国民法通则的体系不尽合理。从法国、德国等民法典的体系看，是将其放在合同中专门予以规定，作为法律救济的理由。但我国民法通则将其放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加以规定，但显失公平只有在合同法中才有意义。
另外，如果说不要显失公平制度，其所针对的问题能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典体系，即法典中带有“总则”编的国家中，如日本、德国等，总则中均有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的规定；而在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国家中，即法典无“总则”的国家中，如瑞士、土耳其等国，也将诚实信用作为债法的基本原则。那么，显失公平制度所针对的问题能否在这些基本原则下得到解决呢？应该说能够解决。但是，各国法仅仅是在合同法中指出了对不公平合同进行衡量的具体标准—显失公平标准。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不公平合同均可得到法律的救济，只有显著不公平的合同才能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所以说，显失公平这一标准还是需要的。我国合同法遵循了这一体例，在总则中规定了公平原则，又在具体的章节中规定了显失公平标准。但我国合同法没有采取法国民法典式的具体确定标准，而是采取德国民法典式的弹性标准。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司法并没有确定系统的判例规则，这就为司法权力滥用大开方便之门。故学者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就显失公平制度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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