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案是汽车买卖合同，原告支付了车款，被告交付了汽车，此时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取得了该汽车的所有权。由于合同被撤销后产生的是溯及效力，即其效力溯及到行为开始之日，故在被撤销前，该合同继续有效，当事人仍然应当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因此作为车辆所有权人，原告有权使用该车辆。从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角度分析，原告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才知道受到欺诈，此时被告非但不享有任何权利，而且还承担着瑕疵担保责任。原告使用车辆的行为不会侵犯交易相对人即被告的权利，不应该导致其撤销权的丧失，从而使欺诈方的责任得到免除。
第二，汽车是一种特殊商品，所有人领取行驶证后，即必须按规定办理上路的相关手续，按期交纳规费、参加年检等，否则就要受到国家机关的行政处罚，因此原告的一系列行为是其履行作为汽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不能以此认定为自愿接受合同约束的表示。而且对于撤销权的申请，具有裁决权的机构只能是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而有权机构作出裁决需有一个过程，其间，权利人使用合同标的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一旦权利不能实现时所遭受损失的扩大，如因不按时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相关规费、参加年检而有可能遭受行政处罚的损失;因停止使用车辆而带来的可得利益损失等。
第三，从立法精神看，合同法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而未将该类合同直接规定为无效合同，其宗旨在于尊重受害方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受害方没有因欺诈造成合同利益的损失，甚至合同的履行正是其所期待的，受害人可以不行使撤销权，使合同继续有效。但是如果当事人已明确表示要求撤销合同，则不能强行剥夺其撤销权，否则将有悖立法宗旨，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如果把《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的“自己的行为”范围理解过宽，则无异于滋长欺诈交易的行为，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对当事人默示行为的认定，是在行为人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根据其某种行为，按照逻辑推理的方法或按照生活习惯，而对其内在的意思所作出的推定。本案原告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即已经以明示的积极行为方式主张撤销权，并没有以撤回起诉等方式表示放弃撤销权;从其使用车辆及缴费、参加年检等外部行为上，并不能推出其有放弃撤销权的内在意思。因此，不能轻率推定原告放弃撤销权而使撤销权消灭。至于实体上，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即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可采取减价补偿等方法处理。
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并未消灭，其主张应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