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拖了五年的经济纠纷案件是怎么造成的?完全是由《神剑》杂志原副主编杨某一手造成的，主要过错在《神刨》杂志，印刷厂也有相应过错。经调 查，事情经过如下：1988年5月，解放军报社的三名离休干部为发挥余热，挣点劳务费，找到杨某要求进行“协作”出书。他们的“协作”既无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书号和帐号，而是私自挂靠在当时由杨某主管的《神刨》杂志上。他们之间，既无任何委托协议和书面合同，又无任何文字依据，而是由经济利益驱使，完全凭老关系、老战友、老同志的关照进行出书。
请看当事人的证词：“我们和《神剑》杂志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就是靠老战友、老同志的关系，稀里糊涂地干下来了，也没有任何会议记录。我们名义上是编辑出版小组，实际哪个单位也不属，没有上级单位。后来因劳务费发生了纠纷，就散伙了。”
他们在合伙期间，共出了六种书，但书卖不出去，积压在库中，造成经济亏损。帐目上，他们管理混乱，拆东补西，白条子成堆，把几本书的盈亏混淆在一起。造成的客观事实是：杨某盗用了一个书号，并给合伙人每人一张加盖了《神剑》杂志公章和一张未盖公章的“新时代出版社”空白发排单，由他们私自填写上了业务内容。印刷厂按这两个违反出版规定的无效发排单，用一个书号印了两本书，同时拖延了出书时间，图书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而出书单位则给《神剑》杂志支付了印刷费。
在其后的数年时间里，印刷厂曾多次进京找杨某催付印刷费，而杨某则以种种理由推辞或拒付，无奈之际，印刷厂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
分析这起经济纠纷案件，原、被告双方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违反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办法》明文规定：承印出版单位发行的出版物，出版社必须出具盖有公章的正式发排单、付印单。承印外省市出版单位的出版物，除委印单位应出具规定的证件外，还须出示本省新闻出版局的准印证。印刷企业必须按规定在出版物上刊印图书的标准书号。出版社与代印代发单位要签订合同，合同应明确双方各自的责任和权利。由杨某出具的盖有《神剑》杂志公章和未盖公章的“新时代出版社”发排单，不是正式发排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沈阳的印刷厂承印了北京一个杂志的出版物，却无委印和承印单位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核发的准印证。印刷厂还用一个书号承印了两本书，同时拖延了出书时间，影响了图书质量。《神刨》杂志与印刷厂之间的印刷业务也未签任何合同或协议，他们仅是凭老关系、老熟人而进行的个人行为，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应双方共同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印刷厂数次讨款未果，厂领导承受着职工的压力，有的干部还因此被免职。为出这口气，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宁肯败诉也要起诉。而杨某则因其他问题于1990年1月被停职检查，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调离了《神剑》杂志。他与几个外单位离休人员的“协作”早已散伙，《神剑》杂志内部人事也进行了调整。
《神剑》杂志和沈阳印刷厂，分属部队两个大单位的下属单位，因这起经济纠纷而对薄公堂，相互指责，无论谁理多谁理少，也无论谁胜谁负，对军队的影响都不好，都会惹人耻笑。
如进入法律程序，无论是在沈阳市，或是在北京市审理，对双方领导的精力、时间及经济上的承负，都会造成极大的牵扯和浪费。
经过认真、慎重的分析，我们决定采取庭下解决的办法来妥善处理此案，即动员原告撤诉，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已得到的印刷费，合理、公平地处理这起经济纠纷。如被告仍坚持起诉，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到有管辖权的北京市的法院来审理。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原被告双方没有合同，案件理所当然地应由被告住所地北京市的法院管辖。一个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没有法律约束力，我们绝不在沈阳出庭。
经过艰苦的庭下努力，在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协助下，终于在庭审的前一天，印刷厂同意了和解，并自行去法院撤了诉，双方在调解书上签了字。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四万余元的印刷费，原告不再坚持另外四万余元的利息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双方共同分担了诉讼费用。
这起拖时五年的经济纠纷案件最终以调解的方式划上了句号，但也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间进行的各种经济往来，越来越需要由法律来调整，且主要是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实现;契约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空前发展，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加以关注，成为市场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并在交换中产生的实际关系，最终获得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经济活动中的合同或协议就是契约，从交换到契约，到健全的法制维系的具有法律文书形式的契约，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每天忙于繁杂的业务，思想上并未重视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却不知法，不懂法，不注重签订合同或不懂得如何签订合同。
不愿意或不习惯签订书面合同，甚至认为签合同、订协议不过是个形式，太麻烦，固守于“老熟人好办事，凭良心来办事”，往往以感情和所谓的“口头保证”代替书面合同。殊不知在他们图省事，靠老熟人、凭良心来办事而抛弃契约这个法律形式的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经济活动酿下苦果，一旦在老熟人翻脸不认人时，不受法律保护的“良心帐”使他们有理都打不赢“官司”。这类纠纷诉讼到法院后，有的债务人虽然不得不承认欠款的事实，但如何承担赔偿债权人的违约损失，因当初无书面合同约定，债权人也只好自认倒霉。
二是不懂如何严格签订合同。有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虽然也注意了签订合同，但在签合同时却草率从事。条文笼统，条款不全，含义不清，甚至对交货时间、地点、方式、价格、数量、质量、合同生效时间、违约责任等条款都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在履行中常因此而发生纠纷，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三是不注意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甚至碍于情面而轻信对方，盲目签订合同，落入对方设下的圈套，造成经济损失。形成诉讼后，往往因被告银行帐户是“空城计”，又无财产可抵押，虽然最终被判决胜诉，而判决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难以执行。
实行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但在实际生活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同志并末深切感受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不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或肤浅地理解“我不犯法，法律找不到我头上”;或机械地认为“打官司太麻烦，当被告太丢人”;或因怕起诉而伤了和气，断了关系，堵塞了销路，因而采取听之任之，自认倒霉的态度。殊不知在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人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约束和保护;同时，原告、被告作为法律主体，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原告未必胜诉，被告也未必败诉，主要看对法律的触犯和事实的真相如何，何言丢人之有?当自己正当的权益受到侵犯却不愿寻求法律保护，这样的企业领导是个十足的“法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纠纷案件不可避免，这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必然。沈阳的印刷厂，就是在对众多的债务屡屡无效的追讨中，学会了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终在数次诉讼活动巾，或因胜诉而由法律保护了自己，或虽败诉也为自己讨得了“明白”。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早已由掌握一定资本的个人转变为以企业为主的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独立性的一个要求是对财产的自主性，即自主行使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自主地对财产负盈负亏。这就要求对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所有权、经营权和其他财产权的范围，以保障企业法人正常行使权利，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法人独立性的另一个要求是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主进行经营决策，这就要求在法制建设中完善企业法律制度，用法律手段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张帆远航。
同时，在企业内部，必须加强法制教育的力度。企业领导首先要加强自身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法制观念，转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强化企业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学会用法律来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同时要提高身处经济交往第一线经营人员的法律意识，使其掌握必要的经济法律知识，做到依法办事，防患于未然，以尽量减少经济纠纷产生。在企业现已实行全员劳动合同管理机制的今天，以契约的形式来规范企业内部所属部门和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必然。
(作者系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139106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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