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我们知道台湾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韩国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转型,我认为它们转型的历史条件都比我们要好得多。第一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下子的转型。如果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型,这只有混乱,只有混帐,这种混乱和混帐是我们中国现在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的确应该是有序的转型,而这个有序必须建立在有组织的前提之下,这个组织不只是政权组织,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社会自身要有组织,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条件。社会如果自身没有组织,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那么这种转型就不可能是有序的,结果就只能是混乱和混帐。
我刚才说我们社会没有准备好,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这就是中国媒体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人家的媒体我们知道叫做第四权,跟立法、行政、司法并重,而我们离这很远,远远谈不到第四权。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市场化媒体所肩负的责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比发达国家、比其他转型国家的媒体,要沉重得多,复杂得多。
我前面讲的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它的历史定位。这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