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媒体的时代背景，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转型，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型，即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这个更重要的转型需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当下其实并不怎么具备，或者说，并没有为这种转型准备好。我们知道台湾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韩国怎么转型的，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的转型，我认为它们转型的历史条件都比我们要好得多。第一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不可能是13亿人一下子的转型。如果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型，这只有混乱，只有混帐，这种混乱和混帐是我们中国现在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的确应该是有序的转型，而这个有序必须建立在有组织的前提之下，这个组织不只是政权组织，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社会自身要有组织，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条件。社会如果自身没有组织，13亿人向着13亿个方向去转，那么这种转型就不可能是有序的，结果就只能是混乱和混帐。
我刚才说我们社会没有准备好，是哪一点没有准备好呢?主要是在社会自身的组织这点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度管制公民的集体行动，过度管制民间社团，民间因此很难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不具备。在这种中国特色的背景之下，市场化媒体就具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相当程度上替代民间力量的功能，民间力量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训练的功能。所有这些本来属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任，结果都转移到市场化媒体的身上。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转型期间所肩负历史重任，与别的转型国家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个媒体，不只是一个舆论机关，而同时肩负着沟通社会、组织社会的重任。
这就是中国媒体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我们的媒体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媒体成熟和强大，人家的媒体我们知道叫做第四权，跟立法、行政、司法并重，而我们离这很远，远远谈不到第四权。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市场化媒体所肩负的责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比发达国家、比其他转型国家的媒体，要沉重得多，复杂得多。
我前面讲的是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它的历史定位。这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媒体不能承受之重，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市场化媒体以自己瘦削而羸弱的身躯，拉动着中国的社会运动，拉动着中国迈向公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