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收入还不到出版社总收入的10%，这在全球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企鹅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告诉记者，企鹅集团在全球99%的销售仍然来自纸质书，在数字出版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也只有1%~2%的收入来自电子书。
第一个困惑出版业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书的阅读习惯是否会那么容易改变?互联网厂商认为书也会向音乐一样彻底走向数字化。周海伦却认为，书比较特殊，从 500年前至今，样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音乐的载体则不停地从磁带过度到唱片，再到MP3。
再者，书最怕的是盗版，而这在网络上太容易。作为一位写过《国家行动》等多部畅销报告文学的作家，何建明的作品在网上流传广泛，但他却向记者抱怨自己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即使有代理商跟他签合同，他也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那些绕来绕去的措辞，“分成你也很难拿到钱”。对于网络的混乱无序，他觉得非常失望。“一旦进入网络数字通道，我们的这些权益基本上是放弃了。”而在程三国看来，文字正是通过跟纸张这种盗版成本较高的物理载体捆绑在一起，才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保障了其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即使解决了上述问题，随着电子墨水的出现，Kindle、汉王等电子阅读器的阅读体验已经跟纸质书相近，类似方正阿帕比、中文在线这样的公司能进行很好的数字版权保护和管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惑着全球的出版业——电子书和纸质书是相互蚕食还是相互促进? “在电子阅读器上看书的绝对是重度阅读者，”程三国说，“这些人原本就是纸质书的读者，但因为经常出差、旅行等原因带太多书不方便，电子阅读器可以满足其需求。”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购买电子书的人恰恰是原本可能购买纸质书的这批人。而从人们的期望值来看，电子书应该比纸质书便宜，比如30元的纸质书，同样的电子书则可能卖10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书的单价降低了，而销量并没有同等增加。这对于出版商来说利益受损。因此，全世界的出版业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对于确定有极大商业价值的图书，基本不会同步出电子版，或者，如周海伦所说，企鹅集团的书都有电子版同步出版，但价格跟纸质书一样，一分不少，所以人们大多还是去买纸质书。
对于整个出版业而言，电子书市场还太小，“就像大象进浴缸，不会一下子砸下来，只是用脚试试水温。”程三国这样比喻。
在作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商——读者这一传统出版产业链条中，出版社是毫无疑问的主导者，面对野心勃勃的数字平台厂商，他们最担心的是在新的产业链里丧失主导地位，变成弱势的内容提供商，重蹈数字音乐的覆辙。据统计，在中国去年200亿元的数字音乐销售收入中，音乐公司只拿到了5亿元。
这一趋势在专业出版领域已经显出端倪。相比大众出版物，专业出版物因为内容离散、随时更新、需要检索等特性，更适合数字载体，而且面向的是对价格并不敏感的机构用户，具有可行的商业模式，因此是最早进行数字化的出版领域。“我们现在跟方正阿帕比合作，出版社的分成是30%，因为是信息传播权，还要跟作者对半分成，这样我们只拿到15%。”商易华总经理刘成勇对数字出版中出版社的弱势地位并不满意。更让他缺乏安全感的是，出版社并不是真正的资源提供方，著作权在作者手里，出版社只是拿到5年、10年的授权，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作者会保留信息传播权，交由他人运营。
“我们并不想仅仅局限在内容提供商，把资源给人家去运营，然后挣点分成钱，我们也想做一个数字出版商、内容运营商。”刘成勇说。利用最具核心优势的工具书资源，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自己的“工具书在线”平台，试图与同方知网的工具书在线相抗衡，“我们的思路是把商务印书馆的资源作为一个基础，吸纳全国出版社的工具书，现在正在跟别的出版社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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