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副总理和三一总裁向文波的对话，再度引起了对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关注。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有部分优秀的企业成长起来，参与到了海外并购。这几年先有TCL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有平安并购富通，中铝并购力拓等巨型并购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又有部分如同三一这样的企业想抓住世界金融、实体资产大幅缩水的机会，通过海外并购趁机成为世界性企业。这样的想法从企业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哪个优秀的企业不想成为卓越的企业，不想成为可以调配整个全球资源的跨国企业?
但是，从王岐山副总理给向文波泼的冷水来看，说明前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并不理想。TCL并购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平安收购富通浮亏最高时超过200亿;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联想在并购IBM的PC业务后，业绩欠佳，最后让柳传志这位老帅回归，将杨元庆重新推向市场第一线。说明了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企业存在大量的消化不良的症状，乃至拖累到国内的主业。
中国企业真正进入市场打拼也就是20多年的历史。尽管在其中逐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但真正要走向世界，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差距。中国企业参与并购的主要是两种企业，一是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铝。这种企业从体制上就蕴藏着巨大的市场运作的不足，往往容易一把手没有通过仔细的市场调研，头脑发热就拍板决定，当海外并购进去以后，才发现问题层生。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优秀的民营企业，但在国内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到国际上实力还是偏弱，而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才有了向文波向王岐山副总理提出希望国家能够从资金上支持的情况。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成功的核心原因还是，缺少能用于海外并购的复合人才。没有能够语言过关，通晓当地法律，熟悉产业技术，拥有较高管理水平的优秀人才，要想更好地整合海外并购的企业难度太大。中国企业在国内更擅长于和政府处理好关系，从而壮大企业。而在真正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要想做大企业需要的是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严格管理的真功夫。而在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海外并购容易也易受到法律、政治动荡的直接影响。
正如王岐山副总理所反问的：“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企业想植根于一个地方，还要靠人脉、环境。”“我们要敢闯，同时也要有科学的精神。希望大家考虑问题能更全面一些……”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从长远来说，肯定是必然要面对的事情。
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吸取前期海外并购中的经验，在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探底的情况下，别太冒进地进行海外并购，要不断通过小规模的海外并购积累经验。也就是说，企业并购应该从小到大，由点及面。比利时的优美科公司上世纪80年代进军亚洲市场时，就是从香港地区开始，先对内地市场进行“辐射”，待慢慢摸清市场行情之后再开始“登陆”。
其次，国家要通过更有影响力的参与世界经济新规则的制定，为企业海外并购服务。北京华旗总裁冯军就曾呼吁，“国家应该为企业海外并购设立‘根据地’，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当地的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等信息”。
再次，需要入乡随俗。“跨国企业当地化”，是目前在业界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的就是外来企业在异地经营时需要充分尊重当地的人文环境，才能生存。
还有一方面，就是要培养大量能够适于海外并购的复合人才。这与入乡随俗并不矛盾，因为人才不能培养出来，单纯依靠雇用海外的人才，终归不能从根本上掌握并购企业。
现阶段中国企业最适宜的海外并购应该是产业链上并购，比如钢铁企业对海外铁矿石资源的并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