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重要性的依次增强，经济安全可以分为5个层次：占有一国市场，控制一国资源，影响一国经济结构，干预一国财富分配，影响一国经济决策。而由于地位不同，角色各异，在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大相径庭。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利益集中而风险分散的“中心”与“外围”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凭借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的垄断优势，占据并不断巩固其在价值链高端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综合实力较弱，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而对于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间存在巨大差距的中国而言，其独特的经济制度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性特征又决定了其面对的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又不尽相同。
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虽然装备工业的一些部门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属于竞争性行业，但按照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任务，它们却属于战略性或准战略性行业，由此产生的外资并购威胁也与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时有很大不同。
后发展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对支柱产业的绝对控制权。只有这样，后发展国家才能有效维护其在开放过程中的利益。
“中国要努力创造对等开放的局面。美国再开放，也不会允许其他国家收购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中国再封闭，也不会禁止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家具制造业。”李炳炎认为，中国应通过立法将禁止进入行业、限制进入行业与鼓励进入行业区分清楚。“中国至少应将大部分心脏产业与大脑产业控制在手”。
所谓心脏产业和大脑产业，即指对中国经济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在实体经济领域，心脏产业指机械产业，大脑产业则指信息产业。而从经济整体来看，心脏产业则指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包括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
“这些产业中，至少应有大部分企业掌握在中国手中。这样，我们才算真正掌握了经济命脉，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才能获得共同发展进步的经济基础。”李炳炎表示。
尽管对将何种资产定义为关系国家安全尚存争议，但对被认定关系国家安全的资产实施强有力的控制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的一致性。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必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何维达表示，“这一点，全世界所有国家在本质上的认识完全相同，仅有的差别只是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张经由私人公司实现控制，或者通过拍卖将垄断资源交给私人公司经营，或者通过招标将重要项目交给私人资本运作。
建立这一制度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普遍拥有充分的私人资本发展史，私人资本在这些国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部门，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些私人企业不但拥有出色的资金实力、技术能力、研发经验和市场渠道，而且普遍拥有与政府之间的出色信用。“这种信用的存在，是政府敢于将这些关键资源和项目交给私人企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私人资本发展时间很短，且发展得相当不充分，技术能力、资金实力、研发经验、市场渠道以及信用程度都无法与西方私人企业相提并论。地产泡沫膨胀之时，强烈的利润导向与经营投机心态甚至让很多私人企业放弃了实体经济，贷款投身以“快钱”为主的炒楼大军。这一波浪潮经过，甚至使“产业空心化”意外地在尚处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出现。
与私人资本不同，中国的国有资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拥有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可以避免因对短期利润过分追求而造成的经营波动。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领导来自政府任命，因而也能与政府之间建立相当程度的互信。
“其实，只要条件成熟，中国并不排斥私人资本参与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华为的成功就是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例子。但目前，中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私人企业太少了。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将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完全暴露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就会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因此，没有现阶段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安全，也就没有私人资本未来发展的充分条件。”李炳炎表示，“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究竟真实与否，没人敢去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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