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只要关注一下当今中国企业制度执行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家，特别是小有成绩的企业家总希望把自己标榜为道德高尚、敬业奉献的人，总是
以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操为标准来衡量事与人，总把个人的精神境界、喜怒哀乐和行为准则来替代市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王总，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效金：一个企业家，若这样按刚才你说的做了，从表层看，他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殊不知在他的操作中恰恰是个人破坏了制度的建设，贻害无穷。我说过去我们的一些制度为什么执行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用道德的力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求得大家的理解，求得大家的支持，其结果是我们都做了制度的破坏者。我们提出的许多好的制度为什么到最后执行不好，不怪人家，都怪我们自己。古井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包括我都成了制度的破坏者，都想用个人高尚的道德来影响他人，用高尚的道德来规范他人，其结果我们影响和规范了什么?我们影响和规范的，都是给古井平均主义身上垒了一个一个的光环，加了一个一个的砝码，导致到最后，古井都是平均主义。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制度的破坏者，使我们尝到我们亲手酿造的苦酒。
正如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譬如薪酬问题，该你拿的你为什么不拿?这都是我和光远同志(古井集团党委书记——编者注)当年经历过的。一到年底算工资，说王总你应该拿几十万，我说这个不能拿，拿了没办法弄平衡。这个均衡问题掌握不了，都不愿意拿这个钱。后来有人跟我谈这个事，特别是一些新闻界的朋友说，王总，你现在拿的钱是不是太少了?我说你看我可能值多少钱，我用非常高尚的语言说，我王效金看我自己只值二十万。我拿二十万心安理得，我总是用这句话来调侃自己。
拿了，你恰恰是维持了这种制度、这种秩序，是向平均主义的宣战，有利于打破古井的平均主义导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你不拿，你就恰恰破坏了这种制度和秩序。拿与不拿，它实际上是对一种理念的信仰、追求和实践，那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装腰包，你也可以去当慈善家，你也可以去济贫扶残。而我们都没有做好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在市场残酷的操纵中间往往都是含情脉脉，我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需要扬弃、需要抛弃的这些糟粕的影响。企业家的职责就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以赚钱为自己的职业，说白了就是这句话。他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他对社会的贡献就是不断创造财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今天，我们的古井制度再造、企业再造和文化再造，要诞生古井的新制度、新秩序，诞生古井的新思维、新文化。对这些，我们不仅是倡导者，我们还是组织者，更主要的还是实践者，我们要从自身实践做起，才能冲破陈规、才能冲破牢笼。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个人的道德来替代制度。
记者：在《中国企业批判》这本书里，曾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有没有企业?那从你刚才谈到的企业职责中，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王效金：我们曾经呼唤中国需要企业家，抱怨中国企业家太少。但是中国真正缺乏的是什么?是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而责任与利益是这个机制的关键。什么叫企业家?说到底，企业家首先就是创造盈利，追求利润最大化，他把企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把盈利看得高于一切，这就是企业家。第二，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不断地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从本质上讲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企业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那种高喊为真理而奋斗的人，企业家也不是敢于向权势作斗争的人。我们要知道，企业家为了完成对资源的配置，干好企业，就必须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你当了企业家，你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你就不要再想当知识分子，去做什么儒商，你也不要怀有深刻的情愫，在一定的环境中你突然焕发出知识分子的情怀。你不要用浪漫的那一套来面对残酷的现实，经商之路是一条永不归的黄泉路。在经商之路上，你有可能升天堂也有可能下地狱，就升天堂和下地狱而言你只有半步之遥，连一步都没有。下地狱的人也可能上过天堂，下过地狱的人也可能走出来进入天堂。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来我一直摆脱不了的情愫就是知识分子的情结。自己的潜意识中、自己的冥冥之中，都在标榜我王效金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王效金是个知识分子，我会什么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情愫。总是在追求那种不应该是企业家所追求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人家看着是虚无飘渺，现在我回过头看确实是虚无飘渺的。但我恰恰津津乐道于此，这都导致我们在古井的经营道路上出现了失误。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两者只能得其一。在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理念，国外有个研究企业家非常出色的学者叫萨伊德，他把知识分子刻画成这样一种角色——“是流浪者，是边缘人，是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有文化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事业比他创造的企业更重要，也没有另一个标准比他创造的盈利更有成就感。萨伊德继续说，我们很难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你再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公司没有经营好，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还进一步地阐释说，企业家是冒险家、是变革家、是实干家，他还有超常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他内心的安全感和对别人判断的怀疑，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萨伊德研究的结论说，经验证明这种自信是正确的，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都曾经经历在某一方面打破过某些规则，有时候对规则的破坏使世界得到了加速度的进步，而更多的时候他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规则。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的是反抗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为了企业的生存，他必须妥协。知识分子以真理的追求为唯一目标，而企业家是资源的配置者;知识分子是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都是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或者说利益大于原则。
最近想想我在古井近二十年的作为上，我对我自己感到好笑。身为厂长，以后的董事长、总经理，后来的董事长，但我过去给自己定位不准确，总把自己看作是维护真理的斗士，而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企业家。看看过去的所作所为，我问自己，王效金你是个斗士吗?不是，你是个创造企业的人!你是个妥协主义者!你为什么不扮演一个很好的妥协主义者呢?
在古井活动的动员会上，我对古井的头头脑脑们提出了衷心地希望，希望他们记住自己是个赚钱的人，是一个妥协主义者，你不是一个不惧权势的斗士，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痛苦了。过去我们斗争，整天高喊着自己为真理而奋斗，但是内心世界很痛苦，因为当时在很多情况下还必须让步，那个让步就很痛苦。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明明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偏偏要以知识分子自居，把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这个社会，而不是以企业家的方式，不是以盈利、赚钱发展自己的企业，以扩大就业来改造这个社会。
进一步延伸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儒商，很多同志都知道我是历来反对儒商这一说法的。去年我在“首届中国徽商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话专门说这个问题，当时在安徽引起了震动，会议一结束记者就把我包围了起来，就问这个问题。我不承认儒商，但我当时的观点还是浅显的，不深刻。我说当你作为商人成功了，偏偏要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可不是一般的商人，我是个有文化的商人”，连本人都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像这样的自轻自贱，妄自菲薄，能经好商么?!你看看中国在哪个时期出现过真正的儒商?没有!
如果我过去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可能走的不扎实，甚至走的有错误，我希望后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商人就是商人，要为“我是商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我为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我甚至在改造这个社会。你不要想去当什么儒商，你不要再怀着知识分子的情结，以知识分子自居，不要用知识分子的情愫去改造社会。
记者：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古井这个市场大潮中的骄子如同众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挫折。究其原因，一个根本点就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我认为古井要化解这种困境、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便是要“换轨”，要把国有体制换成我们民营化的体制和机制。从一定层面讲，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更尊重人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促进新陈代谢、优胜劣汰。但是，要在这样一种规律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与制度体系，否则，依然是优的胜不出，劣的汰不掉。
王效金：是的，古井的企业再造，首先是要进行制度再造。古井要完成制度的再造，关键是要开放，古井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制度的开放、用人的开放。通过近两年的“批判与再造”活动，古井的新型价值观、新型开放理念已经形成，思想观念、人才引进、行为判定标准，乃至企业管理微观层面上的执行机制，都将形成开放的强大态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些及时地进行总结、提炼、升华，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加以固化、内化、物化，那么必将重蹈旧辙，事倍功半。而目前企业现行的很多规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开放理念的要求，所以古井亟需在制度清理的基础上，进行制度修订完善和制度再造工作。
我一直要求古井的制度再造，要体现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原则，强调能解决古井的实际问题，针对性、操作性强，不强调特别有前瞻性，不要求特别完善。重点工作先行，条件成熟的先行，能做多少就完成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完成到什么程度，从而逐步地不断完善。国家宪法都可以依照社会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何况我们企业各项制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