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董事和监事的变动问题，有一个董事在公司成立不久就退出了，但公司既没开股东会补选，也没报工商局备案。再比如，退股和转股的操作，在公司成立时的45名注册股东中原没有张娟玖，但2003年4月30日的董事会决议，却同意把3个股东合计股金5万元转让给他。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外转股是需经股东大会同意的。
据悉，自从芜湖巨龙公司的案件发生后，由于公司领导层几乎瘫痪，运转失常，政府部门和主管部门都已介入进行协调。 点 评 李寿双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起案例反映了我国企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往往重视产权层面的改革，而忽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民企并不会因为没有了国有股份，解决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合理合法，并且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本案中，巨龙公司就是内部治理混乱的典型，不管是董事的任命和罢免，还是内部资金的流向，都处于几个核心管理人员说了算的状态，完全置其他小股东（职工）的利益于不顾，使后者参与不了企业管理。张俊等6位董事能够视股东大会的要求于不顾，轻易地将公司185万元的内部资金瓜分了，就是这一问题最好的佐证。如果他们领导层不起内讧，也许小股东的利益即使被侵权也不自知。
从未来看，民企公众化、股权分散化是大势所趋，在美国企业中，如果能占到10%的股份就已经是大股东了，据悉比尔·盖茨在微软的股份最多，也只占21.57％的份额。但股权分散化后，股东的权利意识表面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复杂化，如果公司未能及时依照《公司法》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很容易导致公司管理的“无政府化”。这将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公司“一把手”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可能导致侵夺公司利益现象发生；另一个就是小股东的权利意识增强，如果他们发现公司领导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往往就会引发“逼宫”或“政变”，使得公司“革命”事件频发。本案中的巨龙公司就遭遇了这两个后果的双重袭击。
要避免重蹈巨龙公司的覆辙，首先股东之间的股权分配要合理。因为股份如果绝对平均，就会导致公司决策不能；如果畸高、畸低，就会导致一方说了算或者怎么说了都不算。
虽然民企在创业初期，由于环境艰难，需要强人企业家来铁腕推动企业发展，而这样的企业家同时也往往是一个企业的大股东。长此以往，民营企业往往形成某个人的一言堂，其他小股东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尊重。特别是，当企业规模发展壮大，企业的小股东，从当初的几万、几十万元资产投入，发展到几百万，甚至数千万元的资产后，他们对权利会更加敏感，更需要大股东的尊重。
如果他们长期笼罩在大股东的“阴影”之下，则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如果同时还存在大股东滥用企业的控制权，损害小股东的利益问题时，小股东最终往往会走上与大股东反目的道路。如果企业的股权比例比较分散，容易导致小股东联合“逼宫”，罢免同时作为董事长的大股东的情形。如果企业股权相对集中，小股东一般可能选择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或侵权诉讼，向大股东主张权益。无论那种方式，最终都会造成企业内部股东反目，影响企业的发展。
民企不仅要形式上依《公司法》建立与股权配套的管理与制约机制，还必须让这些机制依法运行，不能肆意违反和破坏。这首先要求的是大股东和领导层自己遵守，因为通常情况下，破坏规则的首先就是享有更多权力的大股东。只有他们着眼长远，不为了眼前的小利而破坏规则，然后才能要求管理层和小股东不“造反”、“逼宫。”
U633687664
U58267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