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体是公司的控制者、操纵者。控制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固有的便利条件，往往能够较为便利地控制、操纵公司，所以控制投东成为滥用行为最常见的主体。除了控制股东，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经理，只要实际上控制、操纵了公司，都可以成为滥用行为的主体。所以，无论是控制股东还是其董事、经理，只要实际控制、操纵着公司，就有可能成为滥用公司人格者。
(二)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客观上突出地表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操纵。特定主体要想使公司形式成为其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首先必须对该公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如果特定主体对公司不拥有控制权，当然无法利用该公司形式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从而也就无法以公司的独立人格为挡箭牌，逃脱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控制、操纵公司的方式多种多样，这种方式可以是股权式的，即通过控制公司的绝对或者相对多数的股份来控制、操纵公司；也可以是非股权式的，如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和优势和能力而控制、操纵公司；还可以是行政干预式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的参与和干预来控制、操纵公司。但无论何种方式，这种外在的控制和操纵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公司丧失自主性、独立性，失去独立人格的基础，也只有如此，公司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
判断公司是否被实际控制、操纵的标准较为复杂。一般来说，在判断这一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公司的财产是否完整、独立，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开展业务，公司的业务是否独立开展，公司的帐目是否独立记载、存储，股东等人是否依照公司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各项程序与义务。只有在对上述几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才能得出公司是否被控制、操纵，是否丧失自主人格的结论。也只有在得出这种结论后，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才可能存在。
(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的行为。从法律标准上看，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以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为特征的。这是区分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股东出于经济交往中限制风险责任的需要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后者通常表现为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市场经济中，这是法律制度下经济自由的体现，显然不能因为纠治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而过度地限制经济自由，以至于危及法人制度的基础，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在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认定中，必须严格区别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
(四)在主观方面，滥用公司人格行为通常表现为恶意。即滥用者有意识地把公司人格作为非法活动的工具或手段，借以规避法律、逃避契约义务。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形式上看是公司的意思、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特定人的意思和行为，只不过借用了公司的形式，用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逃避契约义务则是指特定的人或公司为逃避自身已有的契约义务，而将其财产转移给受其控制的公司，使契约义务无法得以履行；或者为摆脱契约内容对其不得为某一行为的限制而成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公司。简言之；就是利用公司形式制造契约不能履行或不必履行的既成事实，从而摆脱契约的束缚，而在表面上行为人不履行契约义务似乎于法有据。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不管是以规避法律为目的，还是以逃避契约义务为目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直接后果都是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是其主观恶意的客观表现，也是我们在处理有关纠纷是必须对滥用行为进行纠治的直接原因。
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在审理有关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纠纷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不囿于公司已经取得的独立法人地位，或者直接追究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注册资金范围内的责任，或者不视其为法人而追究股东、开办单位的责任。在确有证据证明实为一套班子，数块牌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无视其数个牌子下各自独立的公司人格，而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追究实际控制、操纵者的责任。由于上述探索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一般原则，体现了公平精神，解决了一些审判实践中的难题。新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的该款规定直接揭开了公司的面纱，为直接判决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大胆探索，既要依法保护公司的健康运营，也要追究滥用公司人格者的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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