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校门口安置了触摸式信号灯，但是不少司机根本就不看灯行驶，孩子的安全问题很难得到保障。”一位看护班的李女士说。据公滨小学一位学生家长郑女士介绍，虽然学校门前安置了信号灯，但这些触摸式信号灯并没有设置电子眼，所以司机并不在乎“闯灯”。孩子每天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是家长亲自接送。
“爱心斑马线”黄底白条相间，中间印有大大小小的红色爱心图案。“爱心线”由杭州市长亲自设立，以悼念5月7日同样在斑马线上被撞死的26岁青年谭卓。看似安全的斑马线上，疯狂的车轮在不断地制造血腥。4日晚间的事故发生后，网络上留下这样的无奈：“再也不要以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是安全的，这可能是通往‘天堂’的斑马线。”
孙伟铭去年12月14日醉酒驾车，在成都市区连撞5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长期以来，国内酒后驾驶，甚至严重醉酒驾驶的现象屡禁不绝，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孙伟铭案之后最为骇人听闻的醉酒驾驶肇事案例可能当数南京“6·30”特大交通事故。今年6月30日，肇事司机张明宝开车冲进人群，沿途撞倒9名路人，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怀孕7个月的孕妇及其丈夫。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接到西湖区人民检察院7月3日提起的公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从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出发，前往西湖区文二西路西城广场。途经文晖路、文三路、古翠路、文二西路路段时，被告人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
去年12月14日中午，成都某技术公司员工孙伟铭无证驾驶自己的别克轿车前往成都市一酒楼为其亲戚祝寿，席间大量饮酒。餐毕，孙伟铭驾车将其父母送至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后又驾车返回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17时左右，孙伟铭因与一辆比亚迪轿车发生追尾，迅速驾车逃逸。车行至成都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驾车越过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直到其驾驶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为止。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五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在这“行政”与“市场”的博弈中，“行政”屡败屡战。群众说，超载不但没有被治住，一些治超机构和执法人员却成了治超的最大受益者，治超点成了“收费站”，治超成了“财源”。群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置疑。
长期以来，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一直为百姓所深恶痛绝，它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对交通安全带来了许多隐患，甚至有的百姓称这些涉牌违法人员为“隐形的盗窃犯”。
7月28日北京东五环发生一起严重车祸，造成7死1伤。更让人痛心的是，一些事故伤员被压在破碎的车里等待救援时，前来救援的救护车、清障车因为应急通道接连被堵占而延误了宝贵的救人时间! “你早回家两分钟就比出事故的人命还重要?!”网友对挤占应急车道车主的谴责,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车主本人的素质有关。再挖一步，则是主管部门的宣传教育缺乏力度和执法行为的缺失。
7月28日在北京东五环发生大货车飞过隔离带，造成与4车相撞，7死1伤的惨祸。无独有偶，2004年1月5日在南四环路上，一辆走快行线的大货车冲入对面车道与7车相撞，造成了6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注意到北京警方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大货车专项整治，但是如果在北京不能像治理酒后开车、治理超速一样，大力度且常态化地治理大货车违章走快行线，“飞来横祸”的惨剧依旧会在北京上演。
“最讨厌路上遇到开车打电话的人，开车特别慢，如果跟着他后面，很憋火。”私家车主王先生说。“开车打电话很危险，精神被分散，所以反应肯定会特别慢。”市民罗小姐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远远看见开车打电话的车辆，就肯定避让。“有电话来，不接似乎很不礼貌，接了开车又危险，但是现在路边又不能随意停车，所以我总是在矛盾中选择了边接电话边开车。”从事外贸工作的老刘无奈地向记者表示。
交通违法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违法成本太低。在现实中，轻微的交通违法，对普通人来说影响很小;严重点儿的交通违法，对有钱人来说，出点不伤筋骨的钱也能解决问题。一些交通肇事案判的是缓刑，肇事者就此免去牢狱之苦。尽管我国已从“自行车时代”快速过渡到“汽车时代”，但包括道德和法制建设的交通文明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