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情处理，还是格“罚”勿论?这是个难题。在醉驾现象中，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交织，映衬出了舆论场里纠结的社会心态：“零容忍”与“制度宽容”，二者何以兼顾?
醉驾为祸不浅，已是社会公敌。太多血与泪的聚结、悲和愤的交融，死生相隔的悲戚景象，让人不忍回望。悲剧越是凝重，对醉驾的咬牙切齿越深。在“炫富弄权”等符号的点缀下，它更承载起阶层分化、社会断裂等灰色想象，成为众矢之的。强化惩治力，以重典来惩前毖后，逐渐变成治醉驾上的共识。醉驾入刑，正顺应了“堆高越轨成本，保障公共安全”的法治趋势，能提升法律在“以儆效尤”上的震慑力。
不论轻重缓急，醉驾统统涉刑，也成了“醉驾入刑”的寓意解读。对醉驾一概追究刑责，契合“重典治乱”的法则，也堵塞了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大地规避了权钱勾连、徇私舞弊的可能。正因如此，“醉驾入刑”被赋予了不尽的公正元素，也连接起法治的威严。
可“据情节恶劣程度判断”的解释，却打破了“醉驾必刑”观念，添入柔性执法的因素：危害不大，就不属犯罪。而这，是基于“教育与惩戒并重”目的的弹性执法，展现了它制度的温情、宽容一面。但“视情节轻重而定”的背后，负面效应无可小觑：一旦执法有了弹性空间，就开了权力寻租的口子，为暗箱操作留下后路，为不公埋下伏笔。毕竟，情节轻重又不是做“2﹥1”式的量化算术，怎么界定?
灵活执法诚然好，前提是“危害大小”能有明晰界定。若情节轻重只靠交警等的感性评判，在“公理婆理”中争持不下，那标准不一最终伤及的，必是执法的公平性。怎样结合醉驾的后果、动机、悔罪表现等，制定可量化又公允的标准，考量着社会治理的智慧。只有界定合理，才能在“惩重育轻”时遵循公平的准绳。否则，人情关系的洪流，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冲垮法律的堤坝;“情节不重不为罪”的认定，也会削弱“醉驾入刑”的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