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健康、健康教育和自我保护的理念是现代产科护理的重要理念，而助产士作为产科护理人员中特殊的一员，其安全感和助产质量直接影响产科质量，从而对其在各个方面的要求甚高。
然而在现实工作中，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的增加，助产士面临的工作风险较高，而且在产房内工作强度大，同时团队建设中存在一些不合理性的梯度形式，这些因素增加了助产士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该特殊护理人才的流失。
针对这些问题，可通过合理编排助产士队伍及产房工作班次，实行激励机制，做好助产士人员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增加其外出深造的机会，提供专业知识等举措，增强助产士的工作安全感。
现代产科护理特别强调维持健康、健康教育和自我护理的概念，即要求产科护士为孕妇及家庭提供维持健康、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和具体措施，增强护理对象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1]。
助产士作为产科护理工作中特殊的一员，不但要具备一个合格护士的条件，同时，还要兼备熟练的助产知识、高质量的接产技术和新生儿复苏技术。
助产学是一门集内科学、新生儿学、妇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护理质量直接关系到产科质量。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助产士的安全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助产人员大量流失，已经成为临床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助产人员严重流失：我院自1988年7月～20xx年7月先后在产房工作的助产士共23人，其中调离产房19人，占产房工作助产士的。
在调离产房的19人中有14人调离产科，占调离的;升任产科护士长1人，占调离的;转任产科护士4人，占调离的。
助产人员的高流失率现象导致了近年来助产人员严重匮乏，加之新聘任的助产士助产技术参差不齐，是助产质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
助产士队伍梯队建设不合理：我院正式在编的5名助产士中，1人任产长，55岁，工作35年。
其余4人在产房工作1～4年，年龄偏小，工作年限短，缺乏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从人员结构上看，梯队建设不合理，难以实现新老助产士之间的传、帮、带。
工作强度加大：我院产科有床位21张，产床3张，助产士编制6～7人。
其中1人为产长，属管理层，其余4人实行两班倒的工作制，即早8～晚8点，晚8～早8点，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工作节奏快;工作人员每月平均上7～8个夜班，夜班周转频繁。
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工作，给助产人员造成较为严重的精神负担，对其生理和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工作风险性高：作为一线的助产人员，身负确保母子平安健康的重任，随时面临抢救危重患者，工作风险性高。
加之，现阶段产妇均为8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产妇对阴道分娩有恐惧感，承担风险的能力低，这些因素，增加了助产士的工作压力和风险。
医疗纠纷增加：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施行，社会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大大加强。
一方面，患者及家属对医疗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十分关注;另一方面，对其生产过程中的母婴并发症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又知之甚少，产妇及家属对助产士的期望值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据卫生主管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产科的医疗事故几乎占到产科医疗纠纷的40%～50%[2]。
工作成就感缺失：助产士长期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工作，消毒液气味刺鼻，随时面临羊水、血液及胎便的污染，整天面对的是产妇子宫阵痛之后的痛苦表情，分娩时撕心裂肺的哭喊，婴儿的哭闹声和家属焦躁的情绪。
因而，大多数助产人员长期处于焦虑、恐惧之中，工作中没有快乐感，没有成就感。
长此以往，助产士就会产生懈怠情绪，工作消极，极大地
新知识、新技术的缺乏：1988年至今，受各种因素制约，助产士外出学习机会很少。
20余年来，产房一直沿袭功能制护理模式，服务观念落后，助产士按产程或按班次分工，不能全面了解产妇的情况;不注重新技术的开展，如导乐陪伴分娩、陪伴家属的参与等新的产科服务模式;新生儿复苏技术也不成熟，造成剖腹产及会阴侧切率较高。
合理编制助产士，加速队伍梯队建设：产房编制6人，1人任产长，5人实行三班倒，缩短工作时间。
随着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展，可适当增加人员，必要时实行科学、合理的弹性工作制度，这样有利于新的助产模式(如导乐分娩)的实施。
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低年资助产士的道德修养，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助产技术的规范化及标准新生儿复苏技术的培训，形成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氛围，提高助产士的工作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建立健全考评制度，实行激励机制：工作中严抓三产程管理，对接产和缝合技术进行评估，对新生儿复苏技术进行不定期考核。
对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对患者态度热情、服务周到、接产技术熟练且无护理差错发生的工作人员实行奖励;反之，对工作消极，出现滞产、接产质量差，导致伤口愈合不佳的工作人员实行惩罚。
严明奖惩，充分发挥团队的协作精神，互帮互学，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调动其上进心，激发求学、求新、求真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