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务中婚内发生的人身侵权赔偿案件不占少数，在广大偏远的农村山区还相当普遍，对无个人财产只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婚内损害赔偿这类特殊案件的处理，由于认识差异，形成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践中第一种观点具有代表性，被大多数地方法院采纳按驳回受害人诉讼请求处理，少数法院按第二种意见处理，导致司法实践中同一性质的案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一、在婚内人身侵权关系中，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体之间虽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夫妻财产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婚内侵权与一般侵权在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上是相同的，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婚内主体身份与财产属性并不构成人身侵权赔偿法律关系成立的障碍，也不影响夫妻间人身损害赔偿的可行性。夫妻之间地位是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间可以共同享有，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依附任何一方，与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均无关。根据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不因侵害人身份的不同，不因侵害人有无财产而得不到保护，不管是谁，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都要承担法律责任，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一种意见在法理上讲不通。
再者，应注意把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因家庭暴力等四种法定情形之一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与一般侵权赔偿情形加以区别，前者主要指婚内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婚姻过错情形，主要由婚姻法调整，因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强调在离婚诉讼同时提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受理，后者指侵权过错情形，属侵权法调整，不受离婚诉讼前提的限制。当同一行为发生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时，笔者认为，可参照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规定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的处理原则，应当允许受害人选择一种有利自己方式主张权利，即提出离婚诉讼的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或保留婚姻情况下单独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法律保障。
二、第一种意见一方面肯定了婚内妻子遭丈夫殴打构成侵权，侵权人对受害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以婚内侵权人没有个人财产，夫妻是共同财产制，婚内赔偿没有实际意义而不予支持。而民事责任是民事侵权行为人依法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第一种意见前后有矛盾，在逻辑上讲不通。
三、第一种意见认为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被告又没有个人责任财产，婚内赔偿就成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则无实际意义，其其实是考虑判后执行的问题，但执行中被执行人是否有个人责任财产可供执行，是在执行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妨碍对实体争议的审判。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也不存在在审判阶段就刻意去查明被告今后是否有履行判决责任财产的做法。在笔者看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履行能力也是处于动态的过程，是随着各种条件情况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在被告无财产缺乏履行能力并不代表将来也无财产或无履行能力，现在可能无法执行并不代表以后也是这样，另外即使实行的是法定共同财产制，夫妻各方也应有自己所属的一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其观点是片面的。第一种意见实质是以被告有无履行判决的个人责任财产，受害人婚内求偿判决能否实际执行而作为裁判依据，是不适宜的。
四、第一种意见在实践中具有危害性，缺乏对公民法律教育的正确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误导一些人产生“只要不离婚，打人不负责”的错误认识，放纵婚内侵权违法行为，助长家庭暴力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不利于建立和睦、平等，文明的现代婚姻家庭关系。对受害人诉请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处理有失公允，社会效果也不足取。
五、我国《婚姻法》不仅确认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同时也确认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这就为婚内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确立了执行基础。根据《婚姻法》第18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第19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诚然，婚内赔偿是执行赔偿义务人的个人责任财产而不是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否则失去了对侵权人法律惩罚的实际意义，实践中对侵权人确实没有个人财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支付赔偿数额的，可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从对方一方的财产中执行。笔者认为，法院也可以能动的司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建议先由双方根据公平原则及财产的具体情况自行约定分别财产制后，再从赔偿义务人约定析出的个人部分中执行。义务人拒绝将应属个人部分从共同财产中析出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因此第一种意见无论从法理上，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等方面都不足取，第二种意见更趋理性较为妥当，具有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这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必然选择，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在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时对这类特殊案件作出明确的规定，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