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请你喝咖啡”，一句香港人耳熟能详的话，时常令香港政商要人闻之色变，也足见廉署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但11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在廉署总部发生的一幕，却让人顿生“风水轮流转”之感―――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数十名便衣探员持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对廉署展开大规模搜查。至下午4时30分左右，在大批记者包围中，警方将戴着头套的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等3名高级执法人员押上警车，并带走了扣押的大批物证资料。这是廉政公署成立36年以来，警方第一次进入廉署搜查并拘捕调查人员。而在以往，从来都是廉署请涉嫌腐败的警察“喝咖啡”。这次，媒体纷纷惊呼：“警廉不和”、“警廉冲突”。其实，廉署与警队的“爱恨情仇”由来已久。要想弄清楚“警廉不和”、“警廉冲突”的背景和实质，还得翻翻旧账
看过电影《岁月神偷》、《金钱帝国》或者《五亿探长雷洛》的人，一定会对香港社会六七十年代的腐败风气印象深刻，而腐败的重灾区，无疑就是大权在握的警队。但港英政府却拿不出卓有成效的反腐措施，甚至干脆就视若不见，听任腐败蔓延。直到1973年，香港爆发了“反贪污、捉葛柏”的社会运动，港英政府才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成立了廉政公署。在廉署的努力下，1974年至1977年11月，被控涉嫌贪污的警员高达260人。警队内部人心惶惶，不少涉案警员更是饱受压力，害怕自己的旧账会被揭发，更加深了对廉署的仇恨。1977年10月，廉署以集体贪污罪拘捕了140名九龙区警官，后来又拘捕了30多名九龙区警官。这一大动作，激起了警队的激烈反弹，终于在10月28日首次爆发了警务人员和廉署人员的正面冲突。百余名怒气冲冲的警务人员，冲进廉署总部大肆捣乱，甚至拆了廉署的招牌。11月5日，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为了安抚警队，颁布局部特赦令，指令廉署特赦在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曾经贪污而未经检控的公务人员。这一“既往不咎”的特赦放纵了不少贪污人士，只是危急情景下的无奈之举，但却平息了第一次警廉冲突，也为日后推行廉政扫清了障碍。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警察大多已经退役，后来加入警队的新一代，对廉署早已没有了那种“切齿之痛”。而且，廉署推行廉政卓有成效，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警队自然也是心服口服，以崭新的形象来接受市民的检验。
廉署管反贪，警队管治安，从职能上讲，确实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我们不要忘了，虽说那种集团腐败的情况日益减少，但警队腐败依然是廉署监控的重点对象。被廉署请去喝咖啡的警察几乎每年都有，但基于廉署一般都已掌握比较充分的证据，且会通过各种形式与警队高层沟通，警队也就乐见其成，在廉署的帮助下清除害群之马。事实上，由于警员涉嫌腐败犯罪的比例直线下降，执法水准和文明程度也大有提高，香港市民也逐渐恢复了对警队的信心。八九十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都显示，香港市民对警队的印象正面。
但警队也是要“面子”的，有时候，廉署沟通不充分或者“过于高调”、“下手太重”，常常会让警队感到尴尬，“面上无光”。2002年5月16日，廉署在一家酒店内高调拘捕了涉嫌包庇色情场所、在香港警队享有“明日之星”之称的高级警司冼锦华，并在没有提前知会警队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引发了70年代警廉冲突以来警队对廉署最大的反弹。警队公开批评廉署的办案手法，指责廉署对此案过分张扬，意在“抹黑警队”。廉署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廉政公署所有调查都是根据有关的贪污举报而采取的，拘捕行动也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双方互相指责，香港社会为之侧目。最后，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先生不得不直接介入，调和多年罕见的警廉冲突。经过特首的调和，廉署和警队的首长向外界重申，警廉关系良好，会加强沟通，继续合作，共同打击贪污，维护香港廉洁的国际声誉。
但表面上警廉“将相和”，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说，廉署始终没有找到冼锦华的重大犯罪证据，冼锦华最后被定的只是“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刑期还被上诉庭减至两年，这不免让社会怀疑廉署当初对案情严重性的判断，究竟有没有必要放弃正常的警廉联合行动，放弃例行的信息沟通，导致警廉失去互信，并险些令双方关系陷于破裂？对警队来说，与廉署的“意气之争”，为的可能不仅仅是个“面子”，而是廉署的办案手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廉署在冼锦华案之前，曾多次高调拘捕警员并公布案情，但此后却没有人受到检控，从某种程度上说，廉署在拘捕之时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接二连三出现这种情况，警方高层和前线警员自然产生不满，认为有损警队声誉，抹黑警务人员。香港督察协会主席廖洁明就指出，廉署没有充分证据时便公布案情，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尤其警队对涉嫌贪污采取敏感及保守态度，曾被调查的警务人员几乎前途尽毁。但对廉署来说，也有自己的难处，反腐和查处其他一般案件有很大的不同，被调查对象往往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且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如果不能“闻风而动”，而是等到证据足够充足时再重拳出击，可能早已错失了时机，放纵了腐败。
不管这次警廉冲突中谁对谁错、责任在谁，至少我们还是看到了两个进步：第一，警廉互有隔空的言语指责，警队高层和不少警员对廉署也颇有微词，但并没有爆发七十年代那种激烈的肢体冲突；第二，七十年代的警廉冲突，关键还在于要不要反腐败；这次发生的警廉冲突，反腐败早已成为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争执只是在于应该如何更好地反腐败。
第三次冲突警方高调执法
发生在今年的第三次“警廉冲突”，其实并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警队反扑廉署”，来报八年前的“抹黑”之仇，无非是警方的一次普通执法行动，只是比较高调而已。警方从廉署带走了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曹永年、高级调查主任陈启鸿、助理调查主任欧剑锋，并指控他们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罪，开创了廉署成立36年来首次成为警方执法对象的先例。警队的商业罪案调查科认为廉署人员涉嫌诱导证人作供，有妨碍司法公正的嫌疑，于是才向法庭申请搜查令到廉署总部抓人。
尽管警队依照正常手续办案，向法庭申请了搜查令，事先反复考虑证据是否充分，征求了律政司的意见，并通知了廉署高层，但依然惹来廉署的不满。
案子尚未进入司法程序，警方的指控是否确凿、廉署的做法是否合法，还有待法院最终的判决，现在还不好擅下结论。警队的这次执法行动，虽然过于高调，有违警廉之间默认的“相互低调调查原则”，从形式上看虽有“复仇”之嫌，但从案情本身来看，警队却是秉公执法，公事公办，真正暴露出了廉署近年来在办案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廉署的英文名称是ICAC，其中的“I”，指的就是“Independent”(独立)。独立是廉署反腐卓有成效的一大法宝，正是因为独立，廉署只对特首负责，避免了任何横向的政府部门的干涉，使得廉署可以无畏无惧、不偏不倚。但独立也是一把双柄剑，也容易让廉署过于自信，权力过大，脱离监督，成为独立王国。尽管制度设计者为廉署量身定做了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如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与立法会的监督，将廉署的调查权与律政司的检控权分开等，但警队的反弹、市民的非议和媒体的反弹，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全社会对廉署权力过分扩张的忧心。
廉署成立36年来声名远播，战功卓著，为香港守护了廉洁的美誉，但近些年来，廉署的办案手段确实也受到了不少非议和批评。2004年7月24日，廉署为调查受保护的证人身份被泄露的事实，突然派出大批调查人员，持香港高等法院发出的搜查令，兵分7路搜查多家报馆。此举遭到激烈批评，被搜查的媒体发起舆论反击和诉讼，抨击廉署滥用权力，践踏新闻自由。香港《星岛日报》还反诉廉署，要求取消搜查令，并获得胜诉。此外，由于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相比，贪污腐败案件很难有明确的证人和证物作为呈堂证供，因此廉署往往要采取一些秘密侦查手段。但在2005年的HKSARv.LiManTakandOthers和HKSARv.ShumChiuandOthers两案中主审法官都严厉批评了廉署通过窃听偷拍收集证据的做法。为了防止廉署的调查能力减弱，影响反腐败的成效，政府不得不推动立法规范秘密侦查行为。
廉洁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反腐是香港社会的共识。正因为廉署守护了香港的廉洁，才赢得了全体市民的信任。但廉署反腐也要依法进行，维护人权，绝不能以反腐为理由，损害受基本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几十年前，香港市民对廉署的期待是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哪怕下点“猛药”、用些“重典”，社会也会予以体谅和理解。世易时移，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香港市民对廉署的要求更高了，期待廉署在反腐的同时，更加注意对市民人权的保护，更加注意执法手段的正当。打铁要靠自身硬，廉署的反腐佳绩，离不开市民的信任和支持；廉署要想继续得到市民的支持，就必须及时回应市民的新期待和新要求，认真反思，有所改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警廉冲突”反倒不是件坏事，而是件好事。首先，“警廉冲突”从第一次的肢体冲突，发展到第二次的言语攻击，再发展到这一次的“依法对抗”，“法庭上见”，本身就是进步；其次，廉署调查警员腐败行为，警队彻查廉署违法办案，两大执法部门不是相互敌对，而是正面制衡，可以防止权力滥用；最后，不管“警廉冲突”起因是什么、责任怎么定，把两大强力机构的“冲突”公开化、阳光化，更符合法治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