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而代之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最低刑罚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罚是死刑，而且根据多种情节设置多个量刑幅度。这种量刑幅度对审判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也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
记者:现行刑法能否对拐卖成年男子的行为作出应有的刑法评价?
韩玉胜:公民的人身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利不容侵犯。买卖人口的行为，极其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身体健康权等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应该得到刑法的单独评价。
这里的“人口”，是指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拐卖妇女、儿童罪并不惩罚拐卖成年男子的行为，从罪责刑相一致的角度看，拐卖成年男子这种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现行刑法难以对这种拐卖行为给予恰当的评价。
记者: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曾对相关责任人处以非法拘禁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是否能起到比照作用?
韩玉胜:采用非法拘禁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定罪，是对买入人口一方行为的具体评价，而对卖的一方则无从评价，如以共犯的形式处罚卖的一方，恐怕就很难符合成立共犯所要求的“共同故意”、“共同行为”这两个条件。因为卖的一方主要是为了谋利，在卖出人之后，如果并没有意图，也没有实施后续的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行为，这种评价就不准确。要以这些罪名惩罚卖的一方，必须要证明他的主观故意应该有此内容，否则就是直接推定主观故意。比如，卖的一方知道买的一方就是专门要强迫劳动的，仍然故意为之，此时有证据证明卖方有此故意，则能以非法拘禁罪、强迫职工劳动罪等定罪。
实际情况中，卖的一方很可能只做了“卖”这一行为，并没有参与后续的行为，也并不关心买的一方是否采用了拘禁、强迫劳动的行为。例如，买的一方没有采用强迫劳动行为，而是采用诱骗、哄骗等行为，此时通过共犯对“卖”的这一行为就无法评价。
记者:为了罪责刑相一致，是否应该恢复拐卖人口罪?立法上应该如何规定?
韩玉胜:对于“拐卖人口罪”，不是简单的是否恢复的问题，而是刑法第四章对涉及拐卖人口的几个罪名的整体调整，否则将引起刑法体系的混乱。
因为现行刑法本身有拐卖妇女、儿童罪，而且是重罪。单独恢复拐卖人口罪，这里的“人口”必然包括妇女、儿童，刑法将自相矛盾。原来的拐卖人口罪的刑罚仅仅是两个量刑幅度，也不符合目前的要求。因此简单说恢复拐卖人口罪，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为了将拐卖成年男子特别是残疾、智障男子纳入刑法评价体系，可以考虑在恢复拐卖人口罪的同时，将拐卖妇女、儿童罪几种行为作为此罪的加重情节，并区分量刑幅度。例如，一般的拐卖男子行为处以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一罪名本身很复杂，需要立法技术上多作调整。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不仅是涉及恢复“拐卖人口罪”的问题，更涉及对收买人口的行为相关刑法条款进行调整。从立法角度上看，仅评价“卖”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有买才有卖”。现行刑法，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等罪名，这些罪名对买的一方有很好的惩罚、教育功能。修改的同时，需要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等罪名进行调整。没有了买的行为，才能真正起到打击买卖人口的这种行为，才是真正治理了社会丑恶的源头。
记者:从1997年到2010年，这十来年已经对刑法作了多次修改。从法律的稳定性讲，1997年才取消的拐卖人口罪，此时恢复是否会对法律的稳定性有影响，并且影响到刑法的权威?
韩玉胜: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刑法更是社会的最后防线。刑法本来就是要起到保护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进步，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是为了不让刑法“过度滞后”。否则，刑法将无法起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效。
目前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因事立法。法律不是为了极为特殊、例外的情况而设立的，而是针对普遍的、一般性的行为。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看来，这种情况不是极个别的案例。但从当时的立法条件看，很难预计今日会出现这些拐卖成年男子特别是拐卖残疾、智障男子的行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
填补疏漏，是主动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恢复拐卖人口罪，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不填补疏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要严重得多。如果面对法律空白时，我们“束手无策”，法律的权威，又何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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