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识记：
哈特曼的主要论著《荒野中的批评》、《横渡：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福科的主要论著《疯狂史》、《知识考古学》、《性史》、《权力/知识》。
13.2领会：转向解构的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和文本阅读理论：
文本理论：
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
文本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
文本阅读理论：
（2）判断“文本”间的区别，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与意义播撒过程；
13.3领会：德里达论文字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文字学：意为关于“字符”的“科学”。德里达认为传统语言学刻意用口说的话即言语来压制书写的话即文字，从而阻碍了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建构。肃清言语加诸文字之上的阴影，是解构主义的当务之急。
“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以言语直接沟通思想而贬抑书写文字的传统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语言中心主义”。设定意义在文字之先的书的概念，只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御用工具，要建立文字的科学，势必要扫清这一障碍。
13.4应用：德里达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和对汉字的向慕：
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模式，而且两个对立项并非是平等的，德里达认为要颠覆传统哲学，就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哲学作品中并不仅仅存在作为文学性象征的隐喻，用来帮助说明某些概念，哲学本身就是一门植根于隐喻的科学，假如把其中的文学性清除出去，哲学本身势将一无所剩。对汉字的向慕：汉语是一种非表音文字，虽然很早就有了表音的因素，但在结构上表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汉字代表一种发展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德里达意识到汉字背后是中国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审美的哲学传统，这与古希腊以降以形而上学为本真价值的西方传统确有不同。
13.5识记：德里达常用的解构术语：“异延”、“播撒”、“补充”和“踪迹”。
13.6领会：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
（1）提出一种解构主义文本观，将阅读行为看作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止境过程；
（3）接受尼采视修辞性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的观点，认为文学文本比哲学文本修辞性更为突出，其意义更难确切把握，因此，文学阅读中完全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无法调和、甚至相互消解的阅读。
13.7应用：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
（1）吸收了德里达“异化”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提出“阅读总是误读”的观点；
（2）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文学史的影响研究，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理论，认为从文艺复兴起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
（3）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观点来论证“影响即误读”的理论。
13.8领会：哈特曼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2）从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揭示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3）提出把文学批评和文学文本同样看待的观点，消解了批评与文学的界限。
13.9应用：福科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
（1）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故而可笼统称之为“话语理论”，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
（2）提出“认识价”概念，认为认识价不是思想构成深部的基本范畴，而是某种整体关系，故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总体和它的基本构成原则。
（3）提出“档案”概念，认为它是高度差异化的命题的形成和转化的总系统。
（4）知识的“考古”不在“作者”和“书”的一统话语，而是进行话语规则的组构、排斥和转化，是对一系列学科中构成一种文化档案的断续性的考察。
权力理论：
（1）以知识和权力为一对共生体，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权力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波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权力促生抵制力量，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
（2）对权力的抵制点不失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因此，无所不在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即文学而言，这一观点意味着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
13.10应用：福科论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
（1）作者的功能是法律和惯例体系的产物，此一体系限制、决定并明确表达了话语的范围。
（2）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每个时期是在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寻找作者。
（3）作者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单纯在话语中探究作为个人的作者来源，实际上它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建构出“作者”这一特定的理性存在，如批评家寻找作者的深层动机、独创性等等的努力。
（4）作者的功能并不是把话语视为被动的静止的材料，以便从中建构一个真实个体的形象。作者的功能产生并存在于作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裂缝中，是在两者的距离之间运作。
U659530777
U26571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