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法律问题的认识与审视，大致可以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人们必须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衡量法律的存在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价值性认识；二是对法律问题进行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反映和描述，这种认识也可以称为事实性认识。由此种认识出发，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价值判断；二是事实判断。
所谓价值判断，即关于价值的判断，是指某一特定的客体对特定的主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将之引入法学领域，则意味着就法律所拟定的原则、规则、制度等客观存在（客体），人们必须从它们能否体现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能否有更为理想的原则、规则、制度存在等角度来予以分析法律，从而涉及法律的应然状态和理想追求问题。由此可见，将价值问题引入法学领域，不仅是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深化，更为主要的则是以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来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提高法律与人们生存、需要的关联度。
所谓事实判断，在法学上是用来指称对客观存在的法律原则、规则、制度等所进行的客观分析与判断。换句话说，与价值判断不同的是，法律中的事实判断主要解决客观存在的法律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它并不主张或者说根本抵制从“应然”的角度追问法律应当怎样的问题。在法学思潮上，代表事实判断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三类：一是法律\\教育网规范分析方法，强调研究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机制、蕴涵的意义、解决的问题等，这可以凯尔森的纯粹分析法学作为代表。二是社会实证方法，认为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应当将之置于社会存在的具体环境中，用社会需求、社会效果等标准来判断法律的正当性。法社会学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三是历史实证方法，即认为只有历史上法律资料的挖掘，才能证成法律沿革的脉络。历史法学派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现行法律的制定问题。
那么，在法学上使用的这样两种判断，究竟有何差异呢？大致说来，有关法学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判断的取向不同。法律的价值判断由于是作为主体的人所进行的相关判断，因而它以主体为取向尺度，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例如，法律制度上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不同的主体会根据自己的认识或者处境作出不同的回答。但事实判断则不然，它是以现存的法律制度作为判断的取向的。简单地说，事实判断是为了得出法律制度的真实情况，如果该种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的结论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法律的强制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这一事实判断，就可以为法律生活中的具体事实所证明。
第二，判断的维度不同。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明显地带有个人的印记，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可以说，与主体的情绪、情感、态度以及利益、需要等无关或中立的判断，并不能称之为价值判断。相反，就法律上的事实判断而言，其目的在于达到对现实法律的客观认识，因而无论是认识的过程抑或是认识的结果，都应当尽可能地排除自己的情绪、情感、态度等主观性因素对认识问题的介入，而尽可能地做到“情感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有这样的研究结果，在科学上才是可信的。
第三，判断的方法不同。法律上进行价值判断是一种规范性判断的方式，它关注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法律才符合人性和社会的终极理想。换句话说，在进行法律价值判断时，虽然它并不排除对现实法律问题的分析，然而，现实的法律只是作为价值判断的“靶子”，其基本目的在于引申出“应然”的法律状态与法律理想。但法律事实判断则是一种描述性判断，其任务主要在于客观地确定现实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是典型的“实然”判断。
第四，判断的真伪不同。法的价值判断的真伪，取决于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契合程度。换句话说，就法的价值而言，它必须经历“历时性”的考验，由社会来取舍、选择。例如，中国古代的儒家认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而将“等级”作为稳定社会的主要价值看待。然而在今天的社会，“平等”业已成为人们的基本追求与良性社会的标志，所以，“等级”作为一种价值即明显为假。但事实判断不同，事实判断的真伪主要在于其与客体的真实情况是否符合。
就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意义而言，主要在法律\\教育网于：第一，有利于明确认识、评价法律的多维角度，从而拓宽法学研究与法律分析的视野。具体说来，如果法律分析缺乏事实判断，则可能使得理论研究仅成为一种面壁的虚构，无法指导具体的法律实践；同样，如果法律分析缺乏价值判断，则无法形成主导意识，从而使法学欠缺必要的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第二，有利于协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张力，从而使得法学研究能寻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固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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