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包括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具体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扩充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合宪性解释等）、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其中文义解释又称语法、文法、文理、语义等解释，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文字、语法以及通常的使用方式去理解其含义。体系解释，又称逻辑、系统等解释，指按照一个法条在规定性文件中与其他相关法条的联系，即依其编、章、节、条、款、项、目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含义，去理解其含义。具体到本案，在两种分歧意见中，第一种意见显然属于文义解释，第二种意见显然属于论理解释中的体系解释。
在法律解释方法中，为了达到解释的和谐，也需要一个大致的位阶关系，不然在进行法律解释的时候，就会出现多元的或冲突的法律解释结果而致使法律无法适用。基于学者研究和司法实践，这种位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步：先文义解释，再论理解释，后比较法解释或社会学解释。其中只有在前一解释无法确定法条含义时才能开始后一解释，可见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关系是：只有在采用文义解释有复数解释结果存在之可能性时，方能继之以论理解释。若无复数解释结果存在之可能性时，不得再运用论理解释，而应以文义解释结果为准。这是因为两种解释方法的立足点是不同的。
文义解释方法立足于语言的自足性，设想依靠语言本身的资源，如词语的文义、语法的技术、语境的作用、语言的使用方式等，就可以明确探究法律条文的具体明确的含义。论理解释方法则立足于一国法律的自足性，设想一国法律是自成一体的逻辑自足体系，利用该法律体系的资源，如法律构成、立法目的、立法资料、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宪法的统领作用等，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一国的法律问题，给任何法律问题找到一个唯一明确的答案。如果表面化的文字形式很好地表达了专业化的法律内容，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舍弃文字的表面意思而去追求法律的深层内容，否则就会造成法律和社会的隔阂，造成大众对法律理解的混乱和法官对法律适用的无序，影响法律的威信，进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可能会被闲置、规避、变通甚至遭遇正面的挑战。
在本案中，既然按照文义解释，《解释》第二十八条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是计算20年，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去探寻《解释》第二十九条的内容与第二十八条之间的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