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社会化之后，非但大量从事临床医学的医生“兼职化”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甚至出现一名医生注册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等多个鉴定项目的“一人多职”现象。
“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鉴定“体内循环”状况，但因为法医学毕竟是一个法律与医学相交叉的学科，法医物证学、法医人类学、法医毒理学由于学科的专业性，非一般的医生所能替代和从事，而这些拥有专门知识的人员都集中于公、检、法三部门的内部鉴定机关，如今公安、检察机关仍然保留法医并从事刑事案件的鉴定工作，法院不再设法医，民事案件的法医鉴定由社会民营鉴定机构所代替。
事实上民事案件法医鉴定中经常运用的法医临床学，也与临床医学有一定的区别，临床医学的重点在于诊断与治疗，而法医临床学的重点在于鉴别与定性，比如病人到医院治疗，都会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真实症状，但在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往往会在鉴定时故意夸大病情，以期使致害人受到惩罚或者得到更多的赔偿。鉴定社会化之后，非但大量从事临床医学的医生“兼职化”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甚至出现一名医生注册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等多个鉴定项目的“一人多职”现象。
“鉴定社会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方便了当事人，民事案件“自行委托”的鉴定数量大增，特别是交通事故等类型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达到了99%以上，一些鉴定机构甚至和交警部门“联动”来抢占鉴定市场，拓展业务量。但鉴定机构“主动出击”与其说方便了当事人，不如说是被“利益最大化”所绑架。比如过去对于同一起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误工时间、护理时间、营养时间的鉴定，是放在同一个鉴定意见中出具，只收取一份费用，而现在则分别出具意见并分别收费，费用相加在两千元以上，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收费标准。一些鉴定人为金钱服务而不是为司法服务，违反了鉴定体制改革的初衷。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规定：“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把鉴定责任仅局限于鉴定人“故意”，从外延上显然无法涵盖民法上的“过错”责任。鉴定人作为专家，法律对其有高于一般人“注意义务”的要求，如果鉴定人马虎大意做出错误鉴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鉴定人的民事责任被置于法律“真空”之中。况且鉴定作为一种专门技术，是“故意”还是“过错”导致鉴定意见错误，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认定的问题。
虽然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实践中由于出庭费用等问题的困扰，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案件少之又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鉴定质证、认证的困难。如果法院不认定鉴定意见，而法官显然又不能对这些专门性问题自行作出认定，仍然要通过“再鉴定”来查清案件事实，这无疑会造成诉讼拖延，影响诉讼效率。
鉴定社会化”之后的市场运行体制显然无法起到自净作用，法医鉴定不能只图方便，科学准确才是鉴定的最高准则。如何保证法医鉴定不为利益所左右，应当成为鉴定体制深化改革的一大课题。
引用法条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U470387186
U470385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