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我们撇开其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讨论，直接讨论持有型犯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或者犯罪中止。由于持有型犯罪的处罚根据，就在于立法者对行为人的非法持有状态的责难。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持有型犯罪只有成不成立犯罪的问题，没有犯罪未遂或者中止的问题。如果行为人将违禁物品上缴或者将其销毁， 由于不再侵害或者威胁法益，可以认为属于刑法第13条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情形，不作为犯罪处理。
持有型犯罪是即成犯、状态犯还是继续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持有型犯罪的追诉时效问题。刑法理论上认为，从结果的发生与犯罪的终了的关系，可以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均从既遂角度而言)。即成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犯罪一终了法益就同时消灭的情况。故意杀人罪便是如此。状态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但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持续的情况。如盗窃罪。继续犯，是指在法益侵害的持续期间，犯罪构成符合性也在持续的情况。非法拘禁罪是其适例。 [26](P167)如果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即成犯或者状态犯，则追诉时效可能都应该从持有之日起开始计算。果真如此的话，则行为人只要持有假币达到足够长的时间，就完全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认为持有型犯罪像非法拘禁罪一样属于继续犯，则只有非法持有假币的状态的结束之时，才是追诉时效开始计算之时。这样是不是就等于取消了持有假币罪的时效了呢?诚然连贪污、受贿罪等危害性严重的犯罪的追诉尚且受时效的约束，持有些假币，却可能没有时效的限制。再则，危害更为严重的伪造货币罪尚且也要受时效的约束。 但是，在非法持有假币的整个过程中，应该认为除非这种货币已经退出了流通，都对货币的公共信用构成潜在的威胁，处罚的必要性始终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将非法持有假币罪作为继续犯对待，认为其追诉时效的起算始于非法持有假币状态的结束，是相对合理的。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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