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未出过像苏格拉底、桕拉图那样的大思辩家，也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大哲学家，在中国，涌现更多的是诗人、文学家，与“思辩”相差甚远。中国人传统上就更习惯于用“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而诗是一种松散、浪漫式的表现手法，它对逻辑性的要求并不高，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一般地被认为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的”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为何苏格拉底能说出“我知我之不知”如此富有哲理的话，我们却仍陶醉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抵也在于此吧。中国人更喜欢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事物的看法，不刻意追求思考及思想的提炼。他们感性地想，感性地表达。难怪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代表人物利玛窦曾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训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理。”“这就是”不求准确的中国人“。¨对这一事实，辜鸿铭更是道出了个中缘由：”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这让人想起了黄仁字所谓的”数目管理“的缺乏导致中国在明朝时即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再无进展。两人确有异曲同工的见地。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从绘画和文字上也可领会得到。我们的水彩画讲求线条的韵律，形成平面的图案；而西方人却能发现阴影的作用，作出立体的效果，并用油彩画出厚重感。同样，中国的象形文字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对这一思维方式的巩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赫尔德在谈及此问题时说：“象形文字的艺术形式描摹出中国人那高深莫测的思维方式。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于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这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性。”中国文字的书写可以产生草书、隶书、行书、楷书等字体，每一种字体之间风格迥异，笔画构造有如南辕北辙，确实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不严密，很随意，怎么样都行，只要基本样子长得很像就可以。因为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灵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至少那样做是极为困难的。”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更爱好平铺式的叙事手法。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那一连串的排比句，极欲用平铺式的手法将所有的情况穷尽，实认为此法远胜于推理和概括。再如李守常先生讲到东西文明的不同之处时，在概括了根本异点后，又不自觉的列举了许多异点去补明：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而梁漱溟先生对李守常的这一论述评价时就说，李守常的观点囊括了许多方面，然而统观其说法，“是一种平列的形式，不是一种因果相属的讲明。有显豁的指点，没有深刻的探讨。”可以看出，言之不误的是，中国人不讲究因果承接、深入推理，更看重的是面面俱到。能用一句话讲明的，偏偏要分成无数的点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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