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决定了社区矫正基础不牢。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没有成熟的社区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中国社会长期强政府弱社会。在个人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社区。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一种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存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团体。人们加入这一团体，并不是根据自己意愿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生长在这个团体。”成熟的社区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平、正义、人道、宽容等等观念产生的土壤。按照滕尼斯的观点，社区中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应该是“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而过去，我们(特别是城市居民)更倾向于把自己纳入到单位中，作为“单位人”的角色而出现。社区建设滞后，导致人们在社区中难以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一些人因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创造性发展。从一些地方试点情况看，第一批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由原监狱民警、原学校教育工作者、现街道司法工作者、社会招聘人员组成。他们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普遍缺乏基本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经验，其思想观念多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相悖，限制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发展。司法所的人员普遍较少，有的街道只有一至二名司法工作人员且多数是兼职，真正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时间很少。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从未受过法律的教育，甚至还出现了某些常识性错误。
(一)加快宏观指导下的地方立法进程。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国家应该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社区)的情况不同，因而不宜制定统一的《社区矫正法》，最好是按照《立法法》的权限，进行地方立法。国家可以制定一部原则性较强的具有指导性的《社区矫正指导法》，既便于从宏观上进行指导，又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地方立法要有地方特色，要力戒社区矫正工作表面整齐划一，实际操作实效甚微的状况。
(二)适当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一直很窄。从数量上讲，管制刑适用率为1.26%，缓刑适用率为14.7%，假释率为1.63%，监外执行罪犯占押犯总数的1.13%。与国外社区矫正的比例相比，显然过低，宜增加比例。从对象上讲，目前只是原则上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但条件又相当的苛刻。有人提出，要在两个层面上考虑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一是从年龄和生理角度看，未成年犯要优先适用社区矫正处遇，老、弱、病残、孕也应尽可能从宽处罚，适用社区矫正;二是从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角度看，轻罪犯和过失犯，从有利于改过自新出发，能社区矫正的就绝不监禁矫正。同时，逐渐将劳动教养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来。
(三)努力探索个案矫正工作。调研中发现，许多人认为，社区矫正工作不能停留在表面，而应重点放在个案矫正上。个案社会工作的特点是通过一对一的直接方式提供给案主需要的帮助。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工作方法，需要专业人员去实施。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费梅苹女士认为：运用个案社会工作方法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矫正主要从三个层面(心理层面、认知层面、社会关系层面)介入。
(四)及早制定防止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案。首先，要做好再犯预测工作，把好矫正对象接收关，防止矫正对象危害社区成员，影响正常的社区秩序。其次，要对拒绝矫正和侵害社区成员(含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志愿者)行为进行有效防范。我们调研时发现，有的矫正机关只派一名女工作人员单独与男性矫正对象谈话，这使矫正对象性侵犯行为成为可能。志愿者往往单独行动，也容易遭遇意外。
(六)加强国际区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我们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博采众长，创新发展。例如，美国专家已经认识到，缓刑的监督应该在社区中，而不应在机构性的矫正场所。这就提醒我们，机构性矫正模式要慎重选择。我们更应重视与港澳台地区社区矫正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台湾地区与大陆与许多相似的历史人文传统，其经过实证评估的经验对大陆有很大价值。例如，台湾学者已经认识到：“虽或机构性监禁措施有其长期缺点之存在，然而，无论如何，它仍然无法完全由社区矫正处遇措施完全替代，机构性监禁措施自古即已存在，未来必然也会存在，或许只是替换他种形式出现罢!”这对于目前过于强调社区矫正价值而忽视监狱对罪犯的矫正功能的人来说，值得警惕和反思。
U264384169
U266783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