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是席勒写于1781年的处女剧作。主人公莫尔是一位豪侠之士，他带着一伙强盗反抗腐败和不义的社会。后来，物质主义和蔑视人性的生活促使他良心发现，最终向当局自首。莫尔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北宋发明的“招安”至今为世人诟病。上个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毛泽东的一句话：《水浒》宣扬投降主义，更使得宋江成为千夫指的“大叛徒”。后现代的文化研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思路1 ：梁山好汉视王侯为粪土，却也普遍视生命为草芥（“杀人如砍瓜切菜”），更要命的是：他们不仅“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该出手时也出手。“替天行道”的崇高政治、精神诉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等而下之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享乐哲学所取代，于是以“招安”结束“游民”生活方式，成了政治抱负和精神寄托双双落空的宋头领的惟一选择。不过，关于真实的宋江招安的契机，在《水浒传》开始流行的南宋初期到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别解：南北宋之交，外患压倒了内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席勒《强盗》的情节虽指向过去，但却是针对他所处时代而发。作者将“德意志悲惨的现实搬上了舞台”。 2不知在这一时代背景上，两部作品有无可比之处。不过，历史剧《华伦斯坦》中，席勒凸显了主人公的性格悲剧不仅在于对良知的背离，更在于对民族的背叛。
作为“医生”的席勒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善恶的宣判上，而是小心翼翼地检视着犯罪者的心理：克雷斯蒂安??沃尔夫（短篇小说《罪犯》的主人公）并非生性顽劣，而是过于敏感、过于自尊。他的行为是对社会排斥的逆反，绝望使他铤而走险。席勒的结论很明白：社会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医生”席勒开出的药方是 “美育”。在《论人的美学教育》中，席勒的美育理念虽是普世的，宗旨却是“着手启发一个民族”，且选择了富之，尔后教之的进路：“最受压迫的人是最无知的；所以，要着手做启发一个民族的工作，须先改良他们的身体状况。在把精神带领到理性的自由之先，必得先从需要的轮下解脱出来。”3 作为法官的席勒还同时明察到：用暴力夺取被剥夺的东西，并不能将人本身当作“目的来尊重，把真正的自由变成政治结合的基础”。4
然而，诗人席勒从作品到人生，人性内在的自由已在“美”的自律和他律中发轫，最终将挣脱命运的羁绊，其理想主义的人生价值由此当获得肯定。（完）
注释：
1 参见王学泰、李新宇著：《批判》，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21页。
2 Karl－Heinz Wuest著：《德国文学简史》，外语教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3 明报社编：《德国文学精华总揽——从创始到现代》，豪斯特??埃尔德曼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页。
4 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页。
5 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