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语言、文化的无知，以及那种对其他国家形成的品味、手势、风俗和语言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正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朋友，错过商机，丧失威信。
即使在美国，我们也几乎不向外国游客的需要让步。我们的公共建筑或纪念碑上没有4种文字的标记，也没有多语种导游。餐馆菜单很少有译文，操多种语言的招待、银行职员和警察也凤毛麟角。我们的交通系统只有英文地图，然而我们自己也常常很难看懂。
在国外，我们往往聚在讲英语的旅馆、饭店里。人家对我们的态度及我们所获的信息都要经讲英语的当地人为我们而作以调整――他们的文化通常比我们丰富。我们的商务及国家外交都要通过翻译才能进行。
多年来，美国和美国人还勉强过得去，尽管文化愚昧，语言无知。美国毕竟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所需资金和商品的提供者。
但这一切都已过去。美元再也买不到所有的好东西，我们已慢慢开始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正发生变化。1979年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报告说：55%的美国人希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尽管不可能总占上风，我们仍想在下个世纪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
在全世界商场和壁柜里，它们正等待着。它们的外表似乎相当吸引人，因为它们款式、质地、颜色繁多。但它们完全是当今时装业最大的骗局。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高跟鞋――妇女最凶恶的敌人（无论她知道与否）。高跟鞋是现代社会的衰败。时装神话使女性相信，她们穿高跟鞋就更漂亮或成熟，但实际上，高跟鞋成功地给她们造成了短期和长期的痛苦。妇女们应该拒绝穿或买高跟鞋，同高跟鞋制造业作斗争，使世界免遭不必要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
为公平起见，必须注意高跟鞋的积极方面。首先，高跟鞋能很好地使草坪通风。穿高跟鞋在草坪上走过的人都知道我所言不假。只要穿这种娇小的鞋在院子里走一走，就完全没必要请修剪草坪的专家了，因为这会形成大小合适的洞为草坪提供氧气，周围还不会留下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其次，高跟鞋有抵御敌人进攻的功能，能轻而易举地使进攻者被一双锋利、致命的时装配件吓退。
尽管高跟鞋有这些实用之处，但事实仍然是：穿高跟鞋对身体健康有害。问任何一个足病医生，你就会知道他们大部分业务来自穿高跟鞋的妇女。人们知道，高跟鞋可以引起脚掌畸形和脚趾甲破裂等问题。穿高跟鞋造成的严重背部问题、扭伤或折断踝骨的风险比穿平底鞋的人高3倍。穿高跟鞋有鞋跟夹在人行道裂缝里或阴沟栅中，或者跌倒在地的危险――可能摔破鼻子、背部或脖子。当然，任何妇女都知道，穿了一天高跟鞋，当她试图使肿胀、疼痛的脚舒服一点时，她们能预想到痛苦之夜。
我几乎没有必要引证所有令人沮丧的人们的识字状况。这些来自教育部的数字就够了：2700万美国人完全不能读写，另有3500万人的读写能力低得不能适应社会生存。
但我今天对中产阶级读者读写技能甚至也下降了的担忧――这问题有点要求过分――胜过对基本读写能力这一压倒一切的问题的担忧，担忧他们不愿把安静的地方、难得的家庭生活的机会、时间和注意力用来读书，而典型的读书活动正需要这些。情况表明：没有伴奏噪音（音乐）作背景，没有电视屏幕在能感觉的角落闪烁着，几乎80%有阅读能力、受过教育的美国青少年就再也读不下书。我们对大脑及其如何同时处理互相冲突的输入所知甚少，但常识直觉表明我们会深受干扰。这种对集中精神、安静、独处状态的妨碍同阅读概念直接冲突；这种在娱乐背景下半读书半分散精力的读书新方式不可能专心致志地理解，更不要说任何一个人对真正喜爱的一首诗或一篇散文所能表示的最大赞赏是将其背诵下来。不明白，而是背下来；这种说法很重要。
在这些情况下，关于阅读艺术的未来发展如何便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前面有技术、心理和社会的变革，这些变革比德国印刷术的发明者古特伯格带来的变革更剧烈。如我们现在所知，古特伯格革命用了很长的时间；它的影响人们仍在争论。信息革命将触及写作、出版、发行和阅读的每个细小方面。在图书业没有一个人能自信地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书籍将会发生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探险家冒着生命危险到未知世界去探险，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为了经济和国家的利益。哥伦布到西方是为寻找通往东方的更好的贸易路线，为西班牙增光。当美国购买露易斯安那时，刘易斯和克拉克深入美国荒野是去调查美国获得了什么，在冷战期间，阿波罗号的宇航员乘火箭到月球去是炫耀技术力量。
虽然他们的任务混合了商业、政治和军事的使命，但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探险家到达了科学家从未去过的地方，都完成了某种意义重大的科学活动。
现在火星似乎又成为人类探险的下一个目标。由于短期经济回报有疑问、冷战在人们记忆中迅速消失，以及越来越强调在大规模空间探险中的国际合作，很清楚，不是经济利益或国家利益，而是必须履行的使命将迫使人类在那个红色行星的表面留下足迹。是不是长期以来在探险中一直扮演次要角色和科学，最终注定要扮演主角？这个问题自然引出其它一些问题：有些实验人类是否只能在火星上做？那些实验是否能提供对火星的深刻了解，足以证明值得耗巨资送人穿越星间太空？
火星探险的科学赌注比以前都高，人们对此大有争议。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红色行星上曾经有稳定而丰富的液态水，又因人们对落到地球上的火星细菌化石陨石的说法一直有争论，所以火星上是否存在过生命、是否延续至今的问题一直引人注目。关于火星过去、现在有生命的更具结论性的答案可能会给研究者提供宝贵的数据，这些资料同行星在很多条件下能产生导致生命的复杂化学物质有关。如果生命在火星和地球独立形成的说法成立，这个发现将为所有科学中最大的奥秘之一提供第一批具体线索：宇宙中的生命是普遍的。
死于结核病的人比死于其他任何单一病因引发疾病的人数都要多。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工业革命早期，在欧洲拥挤的城市里，每七例死亡中也许就有一起是死于结核病。然而，从那时起，西方人发现这种严峻的势态开始逐渐好转。当然，他们并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在19世纪和20世纪，除了战时偶有暴发流行，结核病在欧洲和美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稳步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抗菌素的发现，这种趋势在富国得到加强，随后抗菌素被允许出口到穷国。医学研究者们宣布取得了胜利，研究工作便不再进行了。
他们错了。80年代中期，结核病感染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又开始回升。在结核病已经绝迹的地方，结核病又卷土重来了；在许多结核病从未灭绝的地方，情况则更为严重。国际卫生组织估计，约十七亿人患有结核病（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使在感染率下降时，由于人口增长，门诊病例大致也维持在每年八百万例左右。其中，大概有三百万人死亡，几乎全部都在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