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开端，在经过了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后打开了中国艺术的大门，出现了早期的绘画、雕塑，而最为出彩的则属青铜器。青铜器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奴隶制社会始终，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被铁器所取代。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重要的青铜器作品。
《饕餮乳丁纹方鼎》：此鼎是目前为止所见到鼎的最早的实物。装饰以带状兽面纹和乳丁纹。是商代前期的代表。饕餮是一种贪吃的怪兽，而乳则是指小，名称的含义则可以理解为以饕餮样式的花纹装饰，伴有小圆点，如下图所示。
《司母戊方鼎》：顾名思义，祭祀母亲戊的方鼎，而其名称也确是由此而来。“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作的祭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也是招教考试中的常考点。
《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商代方尊中的最大的一件。属于商代后期的作品。四羊方尊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是青铜器中的精品。
以上为商代几个青铜器的代表，可以发现，商代青铜器的形体巨大，造型庄重，有复杂的纹饰和神秘的宗教色彩。多装饰有饕餮纹(又叫兽面纹)。而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上开始增加了铭文，而纹饰则相对简洁，一般装饰有带状花纹。代表作品《毛公鼎》等。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毛公鼎内壁刻有铭文32行，共497字，记录的历史事件是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献策的故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在书法的角度来说，此鼎的价值也是极高的。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是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大盂鼎》：产自西周时期，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
《武王征商簋》：产自西周，记录了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器内底铸铭文4行32个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意思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以上所列的各种青铜器，都属于礼器。中国美术史青铜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礼器。礼器是中国古代贵族在矩形祭祀、征伐、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又细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礼器大多用于皇室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而当时的民间则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所以礼器也是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嵌错工艺。所谓的嵌错就是在青铜器上刻出图案或文字，然后把红铜、铅等金属嵌进浅槽，再用一种叫“错石”的工具对嵌入的金属图像进行打磨，使之和器物本身一样平滑。代表的有《莲鹤方壶》等。
《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莲鹤方壶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双层莲瓣、展翅欲飞的立鹤。清新自由、生动活泼，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青铜器变成制作日用器为主，比如铜镜。除了这些精美的青铜工艺品，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萌芽。比如商代的几件较为知名的雕塑作品，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和《大型青铜人面像》，以及商代后期的《猛虎食人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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