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1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国际项目及政府间事务主任理查德·奥布莱恩(RichardW.OBrien)开始了本次来访中国的广州之旅。
对于中国消费者、乃至企业来说，原本陌生的“CPSC”一夜之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他何以“神奇”地让众多中国企业挠头？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理查德·奥布莱恩。
记者：近年，中美出现频繁贸易摩擦，尤其去年“中国制造”遭遇大规模召回之后，您于2008新年伊始到访中国，这在时间的选择上是否有什么考虑？
奥布莱恩：(微微一笑)CPSC不是贸易机构，不向任何贸易机构汇报，不涉及任何贸易信息。
过去8个月是中美两国的敏感时间，我来到中国，是为美国135年的消费主义做下铺垫，美国消费主义力量非常强大，因此CPSC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政策与贸易无关。
记者：CPSC有政府背景吗？委员会主席和财政预算如何产生？
奥布莱恩：CPSC是一个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有政府背景。委员会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再经议会审议通过。委员会财政为政府拨款，具体额度由国会投票决定。
CPSC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委员会成员涵盖两届总统任期，因此不会受到政治影响。
记者：统计显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近几年下令召回的产品已经有数千种，约有60%是中国生产。2007年1~9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总进口额16.3%，您如何看待这对数据的悬殊？
奥布莱恩：(沉默数秒后，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所提出的问题，而从侧面进行了一些背景介绍。)……CPSC在做产品召回决定时，不会考虑产品的原产地是哪里。
CPSC所召回的产品都是消费者的产品，中国产品占极大部分，甚至超过贸易额的部分，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在哪里。
记者：CPSC在产品召回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具体程序是怎样的？
奥布莱恩：CPSC成立的目的是保护公众免受15000多种消费产品造成的不当伤害或死亡。产品召回是执行标准中的一大措施，CPSC可以直接下令召回产品，而实际情况却是企业向我们报告。
企业若发现自己生产或经营的产品不符合法律规定，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CPSC报告其产品出现了安全方面的隐患，企业必须将问题出现的原因、处理问题的过程、结果与CPSC沟通，提交详细报告、切实执行的证据，以及该企业在今后运作中的改进成效。
我们非常希望企业对CPSC的报告是出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可以想象，来汇报的企业一定知道向我们报告会造成声誉、股票价格等方面的损失，为什么他们会冒着这些威胁举报呢？实际是由于这些违反标准的产品推出市场，一经发现将遭受巨额处罚和法律追究，也会成为自己被诉时的不利证据。
记者：那么，CPSC所依据的标准如何产生？如何保证标准的科学性与公证性？产品召回依据的标准时间上如何界定？
奥布莱恩：(没有详细告知记者具体标准所依照的条款及其产生的过程。)CPSC拥有一批具备丰富经验的专家，他们所制定的标准是科学的。(“经验”是否能够成为“标准”仍需探讨。)(对于产品召回所依据的时间界定，他肯定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产品召回决定的时间点，是何时进入商业流，只要在法律变更之前未在零售商的货架上，都依照新变更的法律标准。
记者：新标准的变更如何知晓？今年是否出现新的标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知识产权、纺织品特保、食品安全和其他中国制造的安全等问题上。
以时间为切割点，1979~1989年中美贸易摩擦集中在纺织品、部分工业品领域，手段以配额和反倾销为主；1990~2001年上半年，摩擦集中在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纺织品、知识产权领域，采取手段主要是禁运、配额、反倾销、经济制裁；2001下半年~2007年，中美贸易摩擦领域集中于市场准入、纺织品、家电、钢铁、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安全标准，手段以配额、反倾销为主，兼以政治压力、世界贸易组织政策审议机制等手段、召回和停止进口某类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