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纠纷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一个方面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如果后来居上的国家在工业制成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逐渐形成优势以后，美国就必须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常常来自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美国的科技必须不断有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产业，吸收就业和带来内需。问题是许多知识产权密集的行业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配合保护才能持久，而这一点，其他国家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大体上可以为分为与工业设计相关的(如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和人类思想产品相关(如版权等)的产权。在与工业设计相关的知识产权中，最为人们熟知和接受的是“专利”。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美日贸易和投资的增加，美国公司开始抱怨他们在日本难以得到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日本的专利保护体系也并不是特意歧视美国企业的，但最后的效果却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优势被大大抵消，美国对日本相关产品的出口也无法提高。
原来日本专利体系的建立思想与美国体系完全不同。日本的专利体系模仿了德国的模式，旨在鼓励专利的持有人通过申请专利的过程，更早使专利内容在社会中扩散。而美国的系统则是通过最大程度上保护创新者的利益鼓励创新。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现在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上。例如在专利权的归属上，美国是谁先发明就归谁。日本和欧洲一样是谁先提出申请就归谁。为了做到公平，美国的专利局必然要对每一个专利申请和争议做出调查，以防止真正的发明人不会因为晚申请而吃亏。而日本则是允许发明公布后一段时间内，社会可以提出异议，当出现异议时，专利机关开始调查。过了18个月没有人有异议的，则专利权永久地归申请人。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美国公司到了日本，对专利保护没有足够重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日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专利保护。他们常常对申请专利的时间概念重视不够，由于日本只受理日语的申请(美国允许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提出申请)，美国人需要把文件不断地翻译成日文，或者把法规等翻译成英文。而日本人在学习英语的方面并没有很高的热情，最优秀的日本青年也往往不选择到外国公司工作，这都使美国公司在文件翻译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延误和误解。如果是在美国本土，这种延误也许还不会耽误什么，因为美国的专利授予并不取决于申请先后的争夺，但是在日本，由于日本公司追求对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常常使美国公司发现他们的专利被模仿的日本公司先申请了。
吃了亏的美国公司开始向美国的贸易代表施加压力，但是这种文化和哲学上的分歧体现在立法上，美国的贸易代表也无法进行争论。奉行同样哲学的欧洲公司在日本就没有明显感觉到被侵权。他们反而赞同日本的观点，美国人重视个人权利的思想是体现在各种政治经济制度里的。而欧洲则更倾向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加鼓励加速专利技术的传播过程(如果发明人不迅速申请专利并将其公开，就会有被别人抢注的危险)。
根据同样的哲学，日本的专利保护无论在时间和保护范围方面比美国要少，鼓励本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模仿该类技术，日本人重视的是产业发展。这样一来，在实践中，美国企业发现，他们即使是申请到了专利，对本国系统更了解的日本企业采取了“周边注册”的战术即注册大量的相关或类似的专利。一项技术是很难单独形成产品的，就像柯达的光学上的专利必须配合日本公司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专利才能形成数码相机产品。所以美国公司发现专利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并没有那么大，往往是带起了一大群持有相关专利的竞争对手。最后，许多美国公司的解决办法是与一个日本厂商合资。
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贸易顺差的追求，对贸易壁垒的申诉，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国际货币金融安排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在某一项具体安排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不考虑其贸易伙伴的利益和忽视了整体框架，使整个游戏无法维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WTO给各国带来了一个良好的解决贸易纠纷的框架，各国厂商也都有义务维持这个框架。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过度利用自己的低价优势而不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保护知识产权，进口知识产权丰富的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争取合理权益时，代表全社会民意的立法要比个别行业的企业争取某个政府经济部门的优惠要来得理直气壮得多。
对于反倾销案件要有足够的预期，反倾销的数量和该国双边贸易的大小相关。而反倾销的原则和程序都是相当成熟的一套规则，出口企业需要投资的是对知识的学习和律师的聘请，而不是在接到通知后才抱怨或者诉诸于政府出面(政府的作用体现在WTO谈判这样的框架性协定上，而不是为具体企业出头)。在具体技术细节上，不能轻易引申为国别歧视。例如最近关于中国电视机反倾销案中，把中国当做“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认为不公平，但是在我国进入WTO之前与美国谈判中美协议关于反倾销的条款如下：“中国和美国同意，美国可以维持它目前的反倾销方法，该方法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这一条款的有效期为15年。”(对外经贸部网站)。事实上，美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判定并不比欧盟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更为苛刻。不过问题不在于如何讨论“绝对公平”，而是一旦国际贸易的框架安排完毕，企业就有义务遵守规则。如果因为吃了亏就抱怨规则，就无法阻止他国企业做出同样的举动。问题是我国企业在这种国际间协约的签订过程中参与程度还太少，也无法在事前确定出某项贸易协定对自己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关于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明显上升，但也很难判定这一定是专门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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